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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

慈禧全传之母子君臣-第77部分

小说: 慈禧全传之母子君臣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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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
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念完将文件交给庆王奕劻。念的是法语,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这样答说:“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我立刻会电达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立即知照。”
说完,将文件随手交给陈夔龙,然后拱拱手告辞。
十一国公使只是站起身来,便算答礼,宾客辞出,连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脸色当然就很难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闯这么一场大祸!”
陈夔龙知道庆王有受辱之感,心想:这也未免太看不开,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当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负重,则为两失。应该劝劝他,不必生此闲气,养养精神在会议桌上极力一争,才是正经。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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