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军-第3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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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学校之外，省内的中级普通学校和乡村小学校的建设也全面铺开，1905年的计划是建设30所（含去年筹办的15所）中等学校和105所乡村小学校（大多由私塾改建）。
这还不算对于普通人不大在意的山东武备学堂。其实武备学堂也是对外招生的。并不是只招军内士兵。不过。这个培养军官的专门学校招生的数量少而且条件苛刻。不大为一般百姓所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的学校教师待遇之优厚令人瞩目，吸引了大批外省的文化人来山东谋生。不仅如此，在华美机械的牵头下。大批美国人远涉重洋来到山东，担任了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教师。
外籍教师是另外一个标准，自然是高的惊人了。便是国内的教师，薪水也极为丰厚。山东大学的教授月薪为200银元，助教也有100元。工业大学和师范大学的教授稍低一些，大约在180元左右。而专科学校的教师在100～150元之间。中级学校的在80～120元之间，小学老师最低的为50元，最高的为100元。
而华源旗下的厂子的一般工人，每月的薪水在5～10银元，高级技术工人最高也超不过30银元。街上跑洋车的人力车夫，一个月风吹雨淋，能挣上5块钱就不容易了。
这样一比较，就看出山东重视教育的程度了。
银元的购买力究竟如何呢？先说吃吧，民以食为天，吃是最重要的。以大米为例，一石（178斤）大米的市价为6银元，1银元可买8斤猪肉。也就是说，山东大学的教授一个月的薪水可以买6000斤大米或者1600斤猪肉。够惊人的吧？
住房呢，济南府的住宅价格是比较高的，这是章士钊来泉城后得出的结论。新城新建的住宅分两种，一种是旧式的四合院模式，一般一套中等规模的宅子大约需要400～500银元。而那种西式的一套三间楼房约需300～350银元。若是在旧城买一套有七八间房子的旧宅子，也就是300元的样子。
穿的情况也很便宜，一块银洋可买10尺棉布，若是成衣，大概两块钱就可以买一身像样的衣衫了。那种文化人喜欢的蓝布或者灰布长衫，成衣店的售价是两块钱。教授们一个月的薪水可以买一百套。不过，若是买一件时髦的西装或是旗袍，就要贵的多。
行的情况比较特别。由于济南各种厂子和学校的大量涌现，特别是洋人越来越多，汽车这种洋玩意开始大量涌现，1904年底，济南府出现了第一家汽车出租公司，专供有钱人租用。计算方法为两种，一种是计时，半天一元。另一种是根据里程议定，一般从城里跑到城外的华源公司厂子，大约需要10个铜板。
不过，租用汽车的人还很少。大多是租用人力车，人们俗称洋车。便是包一辆洋车，一个月五到六块钱足够了。而买一辆洋车的价格不过20元左右。
对教师设立了如此高的薪酬，山东的学校很快就全国的大批人才吸引过来了，甚至对海外都有了吸引力。
说到外籍教师，不能不讲山东的“逆流而动”。因为从去年起，一场排斥美国货的运动起源于广东。爆发于上海。一时间，美国人和美国货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运动起因于美国排华运动。中国人飘洋过海到美国做苦力从上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当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之时，他们迫切需求大量的廉价华工。当经济出现周期性的危机时，华工又成为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资产阶级将经济危机的成因归结为华工太多，煽起排华运动。在大资本家的要求下，美国政府在1894年与满清政府签订了一个禁止中国人赴美做工的条约，时间为十年。到1904年，条约到期了。美国政府希望与满清续约，继续限制华工的涌入。美国旧金山的华侨组织率先发起废约的请愿。要求美国废除条约。改善华工待遇。这个运动便得到了国内的响应。
赴美华工主要是广东人，运动首先在广东爆发，转入上海。上海的商务总会召集会议，做出了不用美国货。不订购美国货的决定。铁业、机器业、面粉业、火油业、洋布业等行业的头面人物签名承认这个决定。在报业的宣传下。运动迅速扩散至全国。南京、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学生纷纷集会响应，声势浩大。
抵制美国货自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已经将中国作为亚洲最新兴的市场看待了。所以美国大为震惊，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清政府取缔该项运动。清廷行文各地。要求各地督抚禁止抵制美国，但成效不明显。唯有山东省成为了特例，美资不仅没有受到抵制，反而有迅猛扩张之态，连美国著名的杜邦公司都跑到山东办厂了。而且，山东方面通过业已建立的产业界和外交关系，大批招揽美籍教师来鲁任教，美国人为了打破中国的排美运动，对于山东的“亲美”表示大力支持，一时间，济南乃至全省，美国人在几个月内增加了三倍有余，他们大都是教师、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待遇优厚，人身得到保障，美国政府深为满意。但山东却成了“卖国”省份，巡抚杨士骧、提督龙谦都被上海的报纸点名痛骂。
回到正题。学校的大量涌现，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报纸作为主要的新闻载体，山东一省据1904年底的统计，林林总总竟有一百家之多，光是济南一地，从每日出版的日报到七天一期的周刊，至少有三十种各类报纸。
之前，山东的报纸是基本不刊登政治类文章的，报纸以商业、生活、戏曲小说类为主要内容。论及政治类新闻，最多就是介绍官场的人事变更和国际上的重要新闻，比如关外日本和俄国的交战。但也以报道事实为主，很少表明媒体自身的态度。这一点，据说得到了太后老佛爷的赞赏，说杨士骧治鲁有方，老成持重。
但进入1905年后，山东钳制舆论的新闻处显然放宽了审查尺度了。一时间，讨论立宪的文章铺天盖地地涌出来。民办的《鲁报》不必说，几乎每期都有这方面的文章。新闻处不准刊登排满革命的论调，但对讨论立宪确是准许了。春节后格于形势，连一向保守低调官办报纸《山东新闻》也开始刊登鼓吹立宪好处的文章了。
这一转变令山东官场感到惊异。当然，没有巡抚杨士骧的首肯，《山东新闻》不会做出态度上的转变。而杨士骧态度的转变，来自于他的恩主袁世凯态度的转变。
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是立宪派的大本营。张謇算得上立宪派的首脑之一。这位对政治一直抱有极大热心的状元公曾游说已是疆臣之首的袁世凯，但遭到袁世凯的冷遇，借参加山东招商会的名来济南游说杨士骧也碰了壁。杨士骧在治鲁的经济政策上屈服于龙谦，但在政治上却一直紧跟袁世凯，袁世凯不动，他也不动。这个态度给他带来了好处，朝廷对于山东极为满意，由于山东一直采取保守的政治态度，其经济上的一些措施朝廷就不大理会了。
杨士骧其实是与龙谦商议过立宪问题的。在经济上一向激进的龙谦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并且告诉杨士骧说，自己是上折子给太后反对搞立宪的，不能出尔反尔。而且，眼下没几个人明白宪政是何物，你去问问，就是那些每日鼓噪立宪救国的人士，能讲清楚立宪是怎么回事的，十个里面，怕是连一个也找不到！
龙谦在政治上一向保守的态度倒是令杨士骧感到宽心。至少，这位热衷于办实业教育，热衷于操练强兵以御外侮的年轻提督跟革命党沾不上边。慈禧曾密谕杨士骧，问他关于龙谦的政治态度。杨士骧虽然一度想将龙谦赶走，但还是老实地回奏说，龙谦跟革命党毫无瓜葛，而且，他不赞成做政治上的任何变化。
龙谦的态度不能决定杨士骧的政治选择。他更要看袁世凯的态度。在1904年坚决的反对立宪的袁世凯为什么又一下子变得赞成立宪呢？
袁世凯之前的态度倒是与取代其师梁启超成为潮流主将的梁启超有些相同。那就是宪政不适合中国。袁世凯曾对他的亲信们说，他所考虑的，不是是否“应该”立宪，而是是否“能够”立宪。“教育未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反而发生种种流弊。”
这点倒是与梁启超相仿。一度时间，梁氏是赞成“革命排满”的，后来又热情地赞颂君主立宪是救国良方。但就在国内掀起立宪之议后，梁氏一反自己的主张，再次否定自己，坚决反对起立宪来了。
梁启超的新主张是“开明专制”。
梁启超的态度转变在于他去了美国，并且在美国待了七个月。他考察了美国的经济，更研究了美国的政治。大量接触了美国的华人团体，竟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素质低下的中国人只可以接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梁启超毫无隐晦地宣称，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任何努力，犹如夏天穿皮衣，冬天披薄纱般的不合时宜。如果想享受民主和自由，必须先进行三五十年的民主教育，否则必会出现陷入混乱。
袁世凯之所以转入拥护立宪阵营，杨士骧不解，很多人也不解。其实原因极其简单，那就是袁世凯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极善于投机的政治家。他的一生贯穿始终的就是投机。因为看到立宪派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就断然拥护立宪了。
其实，在袁世凯转变立场之前，一批手握实权的满清贵族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纷纷赞同其立宪来。其根由还是越来越危及满清政权的革命浪潮所致。载泽就认为立宪可以“消弭内乱”，去过国外的端方则描述了孙文在海外的影响力，“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以数万。人心思变，至是而极。”只有在政治上“导以新希望”，才可以达到解散乱党的目的！
第四节同盟会成立
满清朝廷在做着立宪的迷梦，尤其是在日俄战争胜负明朗化之后，立宪派彻底占了上风。为什么？日本立宪而胜，俄国专制而败。日俄战争的结果，给了立宪派最大的理论支持。
黑沟台及沈旦堡的两场大胜并未给俄军远东军带来真正的转机。总司令库罗帕特金过于优柔缺乏专断和三个集团军司令的怯战无能，葬送了俄国的胜机。当自旅顺北上的第三军和新组建的第五军（鸭绿江军）及时抵达战场后，库罗帕特金上将失去了从右翼继续攻击的勇气，将进攻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了日军，求稳的心情导致了战局的旋转。
大山岩元帅先是从战线的东翼发动佯攻，目标对准了俄国第一集团军，误导了库罗帕特金的判断，误以为东翼是日军的主攻方向，竟然将全部的预备队调至东翼。随后，日军将打完旅顺战役的第三军及新组建的第五军调至沙河正面，于2月27日发动进攻，西翼的俄第二集团军面临被乃木希典第三军包抄后路的危险，不得不后撤至奉天。于是，日军集中第一、二、四三个军向日军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