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军-第5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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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大英帝国密切关注着军政府对清室的处置，并将其视为是否与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
唐绍仪忍住怒气问朱尔典什么叫对各国政府的不敬？朱尔典撕下一贯的外交辞令式语法，说他注意到军政府所控制的报纸，特别是山东省使用的小学课本中有大量的仇视大英帝国的宣传，这是帝国所不能容忍的。
这个唐绍仪倒是知道。他那个能干的秘书顾维钧曾说起过。说山东自去年秋天使用了统一的小学课本，《国语》一科中有虎门销烟、火烧圆明园等旨在唤醒民族意识的故事，可能会对建交不利。唐绍仪太忙没有注意到，没想到朱尔典倒是消息灵通。
唐绍仪说。他没有看到过山东的课本。至于对退位的清室。新政府已有妥善方案。正在商议之中。联系到中国漫长的历史，他认为新政府对清室的安置是文明和人道的。
俄国公使廓索维慈除了强调满清系列条约的延续和俄国在华利益外，特别指出了外蒙问题。质问蒙山军军政府大举调兵出关是何用意？威胁说沙皇陛下决不允许俄罗斯远东利益受到任何的威胁。
关于外蒙问题，龙谦已有明确指示，所以唐绍仪强硬地说，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决不允许搞任何中央政府所不允许的独立或者自治。
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回国，代理人为书记官本多熊太郎，此君按照显然是预先统一的口径讲了建交的一般条件外，提出了两个具体的要求，第一是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利益的保证，说正是因为1904～1905日本帝国付出了数十万伤亡及巨额的财产损失才挫败了俄国熊对满洲的鲸吞，日本在南满取得补偿是理所应当的！第二是日本政府对满清（北洋）的贷款须得到蒙山军军政府的承认。前一条在唐绍仪看来倒也罢了，但后一条简直是无理，日本去年紧急贷款给北洋是为了与蒙山军作战，现在却要取得内战胜利的蒙山军政府来偿还，简直是欺人太甚。但本多书记官又说，大日本帝国跟中国同文同种，对于中国反击俄国在外蒙的侵略持全力支持的态度，可以在武器甚至资金上给予新政府帮助。
根据龙谦的指示，取得外交突破口的希望放在了美国和德国两国身上。唐绍仪工作的重点也在美德两国。
刚上任的美国公使嘉乐恒表示了友善之意，祝贺了龙谦先生领导的蒙山军取得了统一中国的重大胜利，说美国政府注意到了龙谦先生近期的讲话，对中国废除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体制表示极大的赞赏，认为中国将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嘉乐恒愉快地回顾了近年来蒙山军政权与美国工商界的多方位合作，认为合作是愉快而有效的，特别是标准石油在山东探勘油井的成功与福特汽车与中国的合作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奠定了两国友谊的基础。嘉乐恒强调说，美国人民对于龙谦先生出生并成长于美国表示出极大的好奇，虽然龙谦先生一直没有详细披露他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但美国人民相信，正是因为龙谦先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促使他选择了民主政体，这无疑拉近了两国的关系。在这里，嘉乐恒回避了美国政府，而是用美国人民来说事。在与唐绍仪谈话的最后，嘉乐恒用外交官的语言风格含蓄地表示，美国期盼着中国新政府的诞生并希望两国在更多的领域展开合作。
对于实际的建交问题，嘉乐恒没有做正面的承诺，只是表示美国政府关注着蒙山军建立中央政府的步骤。言外之意，新政府没有正式成立，一切都言之过早。
德国人和美国的态度差不多。某种意义上，德国更乐于看到蒙山军取得胜利。在欧洲已经分为彼此敌对的两大阵营后，德国越来越顾忌两线为敌的处境了。他的东线是有“欧洲压路机”之称的俄国，辽阔的纵深和无尽的人力令德国十分的头疼。如今一向与德国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蒙山军在中国取得政权。对于德国是一件好事。而德国更乐于看到中国新政权在外蒙问题上与俄罗斯走向对抗。如果中俄因外蒙而发生战争，必将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能让俄国在它的西线减少一个兵卒、一门大炮都是德国乐于看到的。而且，德国军方对蒙山军在中国内战中的表现极为重视，他们尤其重视山东军在德州的防御成功，青岛德军派出战时观察团不算，战后德军总参谋部又秘密派来了更高级的观摩团，在得到山东当局的允许后，亲临德州现场查看了山东军的防御阵地，对铁丝网战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个时候。德军总参谋部早已完成施里芬计划了。准备用一次强有力的迂回战略击败宿敌法国，然后再掉头解决东线的俄国。破军事技术不弱于自己的法国人防御，以及以少数兵力防御俄国，德州战役均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德州战役改变了德国对中国军队的印象。山东军表现出的悍不畏死的作战意志赢得了德国军方的尊重。因此。德国公使在表示了其政府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与龙谦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明确希望加强在军火工业乃至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承诺转让大口径重炮的制造技术，承诺如果中方与俄国发生军事冲突给予中方在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援。并希望拿到津浦铁路的独家筑路权并参与到山东油田的开发。
诚如龙谦所料，对于事实上业已成立的中国政府，列强的态度迥然不同。鉴于国内已无公开的敌对势力，列强不可能忽视中国这个大国的存在，双方焦点在于满清一系列卖国条约的承认，涉及赔款、关税、租界等具体的问题，假如中国新政府全盘继承满清的负面资产，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龙谦又有明确的指示，新生的共和国政府不是丧权辱国的满清政府，必须在涉及国家尊严、民生利益上锱铢必较，据理力争，既要争取外交关系的突破，更要为国家争回权益来。
这个指示就难住了外交局，连最近终于就任外交局顾问，原民国内阁成员伍廷芳在与唐绍仪就外交问题的交流时也表示，实现总统的愿望很难——列强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在中国问题上，他们往往采取一致的步骤，以逼迫中国政府就范，以保证他们的在华利益。
伍廷芳跟很多人一样，对龙谦的称呼已经是总统，尽管龙谦并未就职，他正式的职务仍然是军委会主席兼蒙山军总司令。
龙谦很忙。经济、政务问题牵扯了他的很大精力，特别是经济问题，周学熙几乎每天都谒见龙谦。但龙谦还是很关心外交局的工作，差不多每三天要垂询一次外交局的工作进展，电话交流是主要方式，有时候会以共进晚餐的形式与唐绍仪、伍廷芳等人面对面交流。
龙谦对于外交的指示是，既要努力实现与主要强国建立外交关系，又不能屈从于对方。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宁肯拖一段时间，也要坚持原则不让步。具体方略上，龙谦的意见是各个突破，先争取美国和德国对中国新政府的承认。因为在山东，蒙山军作为一支独立于满清体系外的政治军事集团，已经与德美两国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所谓国家重大利益，龙谦的表述是，对方必须明确承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对外蒙、西藏的主权。具体的要求是，建交国应承诺在三年内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延期支付庚子赔款，时间不少于五年。
唐绍仪认为这个要求太高了！海关早就被以英国人赫德为首的小团体把持，关税被一律定为5％而且成为战争赔款的抵押物，中国政府只能拿到很少的一部分，怎么会让中国收回海关控制权从而自主确定关税？这还不算，国家的这位新首脑竟然要列强延期庚子赔款五年！
庚子赔款总额为白银三亿两，规定在三十九年内支付，计算上利息，总额近六亿两白银，每年的赔款差不多在一千五百余万两，再加上马关条约对日本的赔款，三国干涉还辽追加的三千万白银，实际赔款总额超过了两千两百万。1908年关税总收入约三千万，1909年因内战爆发，关税有所降低，只有两千五百万，几乎全部用来支付赔款了。
如果关税自主，国家当然会提高税收的标准，就算提高到10％，财政收入立增3000万，这是多大一笔钱？再进一步，如果赔款延期五年，立刻为国家增收6000万白银，至少养兵的钱有了，国家财政立刻得到根本的改变。要知道，自太平天国乱起，朝廷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用来养兵打仗了，根本就无力搞建设。
但列强都是恶狼，哪里会如此宽待新政权？唐绍仪与列强驻华使节进一步谈判并表述了新政府的外交立场后，果然遇到了极大的抵触，列强不仅不让步，而且要求新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切实保证列强的在华利益。
建国前的外交谈判因双方立场差距过大且列强采取了一致步调而搁浅了。
对于这个结果，龙谦并不在意。面对唐绍仪和伍廷芳的疑问，龙谦说，外交是为国家大政服务的，不能为办外交而办外交。他们不承认中国新政府也没什么，我们一样生活，一样建国，是不是？现阶段国家大政是什么？在确保主权领土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就是国家大政。我们要改革满清弊政，大力复苏农业，振兴工商，发展教育，规划交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一切当然离不开外国资金技术的支持。外国政府不承认新中国有什么关系？标准石油不是来了吗？杜邦财团不是寻求更广范围的合作吗？克虏伯、莱茵金属甚至斯柯达不是希望在军火方面与华源、中兴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吗？美国钢铁不是继续扩大对中国的投资吗？政府不承认，咱们就展开民间的合作好了，人家不怕将钱亏在中国，难道我们还害怕？没有道理嘛。我倒是要看看，最后是谁求谁建交？
唐绍仪听了龙谦的话有些安心了，伍廷芳却有些瞠目结舌的感觉。孙文屈居一方的民国政府后成立急切地寻求列强的承认，如今基本统一全国的龙谦倒拿起了架子。
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那个被龙谦所看重的年轻人的判断。那个人叫顾维钧，去年底从美国留学归国，直接进入了他正在扩充的外交局，担任了唐绍仪的秘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年轻人的表字也叫少川，成了外交局的一段趣闻。顾维钧为了表示对上官的尊重，主动改了自己的表字，但被唐绍仪所制止——表字既然是师长所取，就不要改了吧。
顾维钧对唐绍仪说，国家目前的情况不同于满清，更不同于民国。总统目前并无军事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自不会屈服于列强。对于唐绍仪所担心的用兵外蒙的计划，顾维钧说，“出兵外蒙必将极大地提振民气，焕发国家久违的自尊心。即便付出军事和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极为划算的。联系到山东旨在以国耻而提升民族意识的小学课本，总统不愧是伟人，我本人钦佩无已。”
唐绍仪于是对这个很令龙谦看重的年轻人刮目相看。指示顾维钧立即代表外交局起草一份给军务局的报告。结论就是军事行动可以展开，不会有不能承受的外交后果。但前提是速战速决，不能拖延。
伍廷芳看过顾维钧起草给军委会的报告，对此极为矛盾。一方面承认不可纵容外蒙独立，另一方面又担心沙俄反应过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