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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4部分

如果这是宋史-第3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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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十五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糜烂的禁军身上。

当年新法登台是有步骤的,这时废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后。司马光是有头脑的,他先废了保甲法,卸掉农民身上的武装,下一步才能让农民回到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

废除方田均税法。

一个时代结束了,农民成了从前的农民,地主变成了以前的地主。

这只是开始,司马光的动作非常快,难得的是节奏感保持得妙到毫巅。要动手,先雷霆万钧,把新法集团打懵,保甲、方田均税两法废除之后,市易法、保马法也相继作废。

这四项搞定之后,帝国的军、政、商、农四大支柱都面目全非。蔡确、章惇大怒,这是图穷匕见,上来就分生死!

可是他们一步慢,步步慢,刚想着反击,司马光的节奏感决定了一切。你们很生气是吧,很想咬我是吧,慢来!

帝国这时有件压倒一切的重量级事务要办,要以举国之力去办,根本就没半点精力留下来吵架——给宋神宗发丧。

这在封建时代是无比重大的事情,新旧两党不管是谁,必须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当权的新法集团党魁,比如蔡确。王珪死后,出殡的主持人,山陵使这个职务非他莫属。想想神宗皇帝这一生对你们多么的情深义重,你们好意思在丧期里添乱吗?

于是大家用心办丧事。

丧事过后,天下和谐,所有参与的人,不管新旧党,都升了官、发了赏。而且时间到了年底,都忙了一年了,连皇帝都死了一个,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呢?

于是蔡确、章惇、韩缜、司马光都回家各自过年,准备好年假过去后,再较量。注意,以上这些都是惯例,想当官,想做事,都得按着这套程序走。

只是时间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里,新党集团发现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觉之中,都是按着官场的规矩办嘛,也没什么感觉,怎么就掉进了司马光的陷阱里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号为“元祐”。开门第一件事,旧党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确。这位一直走位飘忽,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的顶级大佬,突然间焦头烂额,怎么也没有想到,毫无征兆的,他居然大祸临头了。

其实他是有些预感的,也做了些努力来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问题上,在邢恕的鼓动下,他抢了高太后的风头。这实在很不妙,可是无论在谁的心里,也没把这事看太重。

因为宋朝太宽松了,别说稍微抢抢风头,就是当面让皇帝难堪,也没见有啥后果。只是事情总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奇迹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确拿到了这个历史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是他在宋史里排名超级靠前的资本,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人生落幕的过程,是之后新旧两党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谁更狠的开端。

一个要命的借口。

事情从宋神宗的丧事开始。其实山陵使这个职务是不难当的,首先它是个暂时性工作,从出殡到入墓,这个过程只要顺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于危险,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惯例上这个职务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担当,而且丧事结束,该首相按例就要辞职。所以无论怎样说,有什么样的恩怨,这都是一个结束了。句号划完,人生归零,谁会去在乎、为难一个辞职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会轻轻地放他过去。毕竟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该敌人彻底倒台,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几脚泄愤,注意,千万别踩。第一坏了自己的名头;第二小心报应。谁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这时落井下石,当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马上退休的首相,在这种双重保险下,还是出了事。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抓住了他三大错处。

一、身为山陵使,应该率领群臣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们全在,唯独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二、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可是他一会儿向前狂奔数十里,一会儿再向后狂跑数十里,中间还消失过一段时间,不知去了哪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三、神宗安葬后一个多月了,他还是不辞职。不说首相之职不辞,就连山陵使的职务都一直挂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以上三条,足以定出个大不敬的罪名。我们也要承认,这三条罪行真是不怎么光彩,太失职、太轻率、太不着调了!

只是历史上还有相对应的别的说法。蔡确守夜当晚失踪了,可小哲宗却有和他谈话的历史记录;出殡当天他没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骑马回城了,去干了什么呢?某些资料显示,他和高太后有过交流;至于说啥都不辞职,看着是恋权不放,格调不高。

可这是过年期间,放大假好吧。

总而言之,各说各的理。专注在蔡确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击,没有心理准备的。他心里一直很有底,因为之前他曾经补救过。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议,给高遵裕复职。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娘家人,在五路伐西夏之战中,他像一个西夏人的卧底一样把西北军团玩残疾,当然也相应地得到了一点点的处罚。他被降职了。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求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多么好的同志,想领导之所想,做领导心里的事。通常这样做了,哪怕先招来的是领导的呵斥,事后也会得到领导的欢心。

所以最开始时高太后冲着他怒吼时,他仍然不怎么害怕,尽管高太后吼得非常有水平,揭开了宋史里一些没人知道的细节内幕。比如说,当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当晚绕床叹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这条史料就是在这时公之于众的。

可是之后蔡确的心就沉了下去,因为高太后骂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态之后,并没有复高遵裕的职。这才是关键,说明了她一来不原谅高遵裕,二来绝不领蔡确的情。

她记仇了。

直到这时,谁也不知道她记仇能记到什么程度。蔡确得用一生的代价去做只照明灯,照出她的真面目,给别人提个醒。

新年伊始,蔡确被罢免首相,贬职陈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了,从惯例上讲,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做人。蔡确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心里有失落也有些轻松,看结果,虽然丢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开了麻烦漩涡,很不错。

只是,这才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好日子过。

强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这时旧党一片风光大好,司马光的节奏让新党瞬间失去了党魁,借这个威势,他终于对王安石新法里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

这三项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无刻地不在为宋朝担忧,加上十五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而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找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十五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旦得势,就对王安石新法废除得这样凶狠彻底的原因。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五天之内完成这个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1/2的根基,居然只给了五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五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五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五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五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着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蹚这浑水还有意义吗?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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