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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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思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蛋！”由于久病口齿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毛泽东发脾气，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蛋”。这声骂，江青、张春桥没变色，王洪文和姚文元却吓得脸色苍白。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1975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坚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话的时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