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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

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38部分

小说: 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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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交通政策?”在他女婿马文任商业版编辑的《观察家》中,金男爵对此嗤之以鼻,“什么是交通政策?看起来每次我们建立一条盈利的航线,就有人凑过来说,‘我也要点儿,’于是政府就施以恩惠。”我对这个访谈哭笑不得。金男爵估计马尔科姆决定允许维珍航空开辟飞往东京的航线将使英航每年损失两亿五千万英镑的收入,他严词谴责道:“我们的股东损失的两亿五千万英镑将直接落到理查德?布兰森的腰包里!”但愿收入是直接进了我的腰包。盛怒之下,金男爵忘记了在收入和利润之间还有个东西叫“成本”。在《观察家》中,金男爵还拉长着脸争辩说每次政府试图培养第二强大的航空公司都以失败告终,他举出了雷克航空、苏格兰航空和欧洲航空的例子。这太虚伪了,所有的三家航空公司被迫限制在盖特维克机场,远离竞争视线,让英航渔翁得利。
  同一天《星期天电讯》评论道:“本周金男爵正为允许维珍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最终决定大动肝火。维珍航空长期被限制在盖特维克,这对英航是个保护政策,现在人们明白了,由于国有航空公司的管理思想,英航的服务死板,而维珍具有年青企业家的厚脸皮、坚韧劲和创意,这些都击中了英航的要害。就食物和服务质量而言,维珍豪华商务舱的相当于英航头等舱。”
  我的父母常教育我的格言是:“不冒险就一无所得。”通过拼命挤进希斯罗机场,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同英航相比,维珍航空还是个小公司,但是我们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长远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英国苏格兰航空从未做到这点。虽然马尔科姆已经在理论上开放了希斯罗机场,我们仍然需要战斗,寻求如何真正获得起飞的频段。
  从英航雇员彼得那儿拿到的信件周一早上到了,彼得在3月18日的信中说:“毫无疑问,英航的英国销售管理层将维珍航空公开视为头号劲敌。在海湾战争中营救人质使理查德?布兰森取得了良好形象,真正的危机开始了。我在英国销售管理层的一次会议中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队伍去破坏‘布兰森的形象’”。彼得曾经是英航在维多利亚的高级市场经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确切消息,英航在内部建立了一个小组来破坏我的名誉,并且已经下令撕毁同维珍有关的一切文件。那些文件有什么罪,需要他们去销毁?我们静观英航挑起的战役如何发展。
  同时,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运营,我们不得不设立登机柜台、行李处理器和一支工程队,提供工作日程表给我们的乘客。这意味着要获得频段,只有当我们的频段到位时维珍航空才能制定时间表,然后出售机票。如果我们要赶上繁忙的夏季运输,就必须最迟在四月前一切到位,每一个项目都是场战争。首先,没有登机柜台了。而我却在第三终点站看见一整排空余的登机柜台。“这些是谁的?”我问。“英航。”这就是回答。即使空置,英航也转租给我们。我向英国机场管理机构投诉,它在八十年代私有化开始时就改革了,负责管理英国所有的机场,总经理是约翰?伊根爵士,他曾经管理美洲虎公司。我认为约翰爵士会有点同情我,因为他是个企业家,曾经把美洲虎公司经营得很兴旺。我们通电话,我告诉他我只想拥有同英航公平竞争的机会,不想让他们从我身上踏过,他许诺尽力帮忙。最终英国机场管理机构分配给维珍航空一些登机柜台,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自己的行李处理器,得在英国内陆航空和英航两家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选择了英国内陆航空。
  最困难的事情是频段的分配。在一个拥挤的机场里的频段分配系统给那些已经建好的公司以“历史优先权”,虽然1993年欧洲委员会修改了些许以给予“新进入者”优先权,但是事实并未改变。我们申请了64个频段运营我们飞往洛杉矶、东京和纽约的航班,尽管所有的新闻都欢迎维珍来到希斯罗机场、乘客们翘首以待,但希斯罗机场的频段协调员彼得?莫瑞索(它是从英航借调来的)仅仅向我们提供了23个频段,这23个频段无法工作,绝大多数成天杂乱无章,还有些倒是可以让我们起飞却没法让我们着陆或者返航。“这些不能工作,”我
  告诉彼得,“它们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在凌晨两点从希斯罗机场起飞,而在早上四点抵达纽约!”“你们不该来希斯罗,”他说,“应该留在盖特维克。”这种抵制我进入航空业中心的行为激怒了我。整个三月和四月,我们同频段协调员陷入了僵局,通过讨论相关的法律依据,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整个系统是自愿的,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有权拒绝接受这种固定频段的分配,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第二,这个系统违背了欧洲竞争法,因为它阻止高效率的新竞争者进入像希斯罗机场。没有实质的起飞和降落,取得希斯罗机场的进入权只是虚伪的胜利。在政府层面,马尔科姆已经给了美洲航空、联合航空和维珍航空共同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机会,他清楚地表明三家航空公司必须凭借稀少的频段来获得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英美航空公司。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希斯罗机场规则的建立者和他们的频段分配系统。经过一系列的相互威胁和利益衡量,彼得和我终于在一次周日午餐中取得了和解。维珍航空终于可以在希斯罗机场经营了。
  在我同希斯罗机场频段委员会争论不休时,经营我们美国唱片公司的乔丹?哈里斯和杰夫在电话中对我说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唱片签约。同进入希斯罗机场之于维珍航空一样,这对于维珍唱片也是一次美妙的突破。珍妮?杰克逊是世界上顶级女歌手,她一心一意想保持地位,甚至想比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更加成功。除了天分,决定歌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意志力,而珍妮意志顽强,她再出了许多唱片后才取得了成功,对于一个艺人来说,花长时间取得成功更好,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学习如何适应它,也会有更广泛和更忠实的乐迷基础。
  当珍妮来到内克尔岛时,她坚持不去阳光下以免损毁她的肤色。虽然在维珍群岛几乎无法避免晒太阳,但是珍妮还是设法避免日光直射——即使有点不合适地呆在沙滩上时,她也会找个遮蔽物坐下,而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享受乐趣。虽然珍妮愿意同维珍签约,但是她依然在观望我们的报价,虽然是笔大数目,但我们必须签下她——签约珍妮?杰克逊将确保维珍作为世界最性感唱片公司的地位。如果让银行家们的保守小心阻止我们,那么我他妈的就死定了。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常常努力控制成本,尽可能地防止衰落。恰恰因为经常严格地控制现金,维珍集团才幸存下来。但是同样地,我也明白有时一定要打破这些规则,毫不吝惜地花钱才能奏效,同珍妮?杰克逊签约的机会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不能错过。同西蒙和肯讨论后,我决定向珍妮?杰克逊提供从未有过的报价,另外,我也决定打破唱片业的规矩:我们没有捆绑上她未来的唱片,而是仅提供一张专辑的合同。事实上这从未有过,我想打败所有的竞争者,我自信一旦珍妮开始同维珍一起工作,她就不想去其他地方。签下珍妮?杰克逊不仅牢固树立维珍唱片是最好的唱片公司的地位,而且会把正确的信息传给伦敦的人以及认为维珍集团正陷入现金危机之类谣言的国家航空管理局。唯一的麻烦是我们确实正陷入现金危机,如果申请扩大贷款额来同珍妮签约,从罗伊德银行得不到任何帮助。在同银行开了许多短会后,特雷弗最终赢得新斯科舍银行的支持。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支助珍妮?杰克逊的合同。我们给珍妮?杰克逊的报价是一千五百万美元,签约时付五百万。然而,这次竞拍价格扶摇直上,我们不得不上升到两千万,最终用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只买下了一张专辑,比任何一家唱片公司为一张专辑的付费要高出几百万美元。我们向银行指出,珍妮是世界第一女歌手,她的上一张专辑中拥有的前五名单曲数目超过了其他任何歌手,包括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新斯科舍银行向我们保证他们会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当报价达到两千五百万美元时,珍妮遵守诺言,选择了维珍,合同属于我们了,但我们必须在签约时找到一千一百万美元。怀着愉快的心情,在复活节里我让特雷弗在伦敦完成同新斯科舍银行的谈判,让肯留在洛杉矶和珍妮的律师在一起,自己则带着家人和彼得?加百利去瑞士采尔马特村滑雪度假了。彼得最初是起源乐队的歌手,目前已经作为单独艺人同维珍签约,并且成为我的密友之一。我们在周四到达目的地,周五早上开始滑雪。我们回到旅馆早早吃完午饭,经过接待处时,旅馆老板亚历克斯叫住了我:“理查德,有你的电话。”是特雷弗打来的:“恐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收集不到足够的钱同珍妮?杰克逊签约。正如你知道的,我们预定在今天签约,但是新斯科舍银行拔腿溜了。我们需要一千一百万美元,肯认为我们最好告诉她,我们今天筹集不到这笔钱。”我一边听特雷弗的电话,一边看着我的靴子上融化后在平整的地板上留下一滩水。我在想可以把什么资产转移过来筹集这笔钱,我既不愿推迟到下星期,也不愿放弃前言,这会让我们的对手有机会偷偷溜进来同她签约。彼得?加百利走过来,我下周还要付给他大约两百万英镑的版税。
  24。我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1991。4—1991。7)(1)
  等彼得消失在视野外,我才询问版税的事情。他说:“下星期我们大约要付出五百万英镑,包括给彼得?加百利的一大笔钱,”“好的,我们可在那上面做些文章,我相信彼得不会介意,”我企图让自己相信,“我会给他买杯酒,但是还需要什么?”如今伦敦正值早上,而在瑞士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必须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完成洛杉矶的生意。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唯一对我们有利的是洛杉矶还没人醒来,我们还有十五个小时筹集资金。我们很快地比较了种种选择:我们可以要求富士产经给维珍唱片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要求西武集团
  给维珍航空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看看从维珍通信能剥离出多少现金。我又想出些主意:出售内克尔岛,出售我在伦敦的房子,把我们的一些艺人转签出去。问题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知道富士产经和西武集团都不会随便给出一百万美元,更别提一千一百万美元了。实际上,西武集团在酒店业的大量投资由于海湾战争正蒙受巨大的损失。看来我们没其他任何方法募集资金,只有再去依靠新斯科舍银行。“你还在伦敦同银行家们谈吗?”我问。“是的,”特雷弗说。“好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我建议,“如果你去见多伦多的主席,那么他或许会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我去见他们的副主席布鲁斯?伯明翰,”特雷弗说,“我十分了解他。我去找航班。”“航班是什么时候?”我问。“一点有一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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