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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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陕北的地理条件是山多沟深，树深林密，道路崎岖，村庄小而分散，有利于红军隐蔽，有利于保密，便于采取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战术，使敌人很难探明我们的虚实。再则我们是轻装，如此地理条件，可发挥我们行动神速敏捷的特长，出奇制胜。如歼灭敌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和晋军马延寿部第六团等战例，都是和选择了理想战场有很大关系。滚滚大河上下，万里长城内外，绵绵黄土故乡，子孙永沾恩泽。
志丹最后指出：我们仍处于敌人的包围中，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决不允许有任何麻痹大意，决不能骄傲自满，我们还要准备打更大更艰苦的仗。胜利一定属于正义之师！
●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 红十五军团成立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华北地区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继续对我根据地发动“围剿”。
敌人第三次“围剿”是以东北军张学良为主力，以陕北苏区为重点，以南线为主攻方向实施的。“围剿”运用了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打法。先后动用了兵力达十多万人。敌部署为：苏区的东面是孙楚部的三十三旅及七十一师二O六旅，七十二师二O八旅；北面是高桂滋八十四师和高双成八十六师；西南面是三十五师冶成章一O五旅和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的一O六师、一O八师、一O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七师和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的骑三师、骑六师、骑十团；西北面是十五路军马鸿逵的三十三骑兵团；南面是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的一O七师、一一O师和一二九师。
当时我陕北革命武装力量发生了新的变化。随中央红军长征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徐向前曾命令红二十五军留守鄂、豫、皖根据地，但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辗转西行到达陕南，于1935年7月中旬开始北上。当时刘志丹奔袭横山没有奏效，决定返回安定革命根据地。途中接到西北工委关于红二十五军来陕北的通知，便亲自起草了《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魏家岔召开了干部会议，号召西北红军各部队向二十五军学习建军、作战、作风等各方面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密切配合行动。号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全体指战员在缴获胜利品、吃粮、住房等方面，都要本着先友后我谦虚相让的原则。如果由于红二十五军人地两生、风俗习惯不同而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应该主动承担向群众做解释的义务。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第二天，西北红军就赶到了驻地。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的石油沟召开了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师大会。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讲了话。会后志丹组织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干部到红二十五军参观学习。
在“统一红军力量，统一指挥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旗帜下，9月17日，正式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十五军团下辖3个师：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后叛变），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约9000人，而西北红军7000人。
红八十一师辖二四一团及二四三团。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李宗贵。下辖5个营，第一营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第二营营长贺吉祥，营政委贺大增；第三营营长李玉亭，营政委薛翰臣；第四营营长袁广发，营政委高维嵩；第五营为少共营由18岁以下青少年组成，营长杜娃，政委王学礼，还有经济员白斌雄。全团2500余人。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委王国昌。下辖两个营，一营长孟寅生，二营长李学臣。全师计3500余人，装备较好，每连配备轻机枪6至9挺。大部分武器是第二次反“围剿”时缴获高桂滋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还有一部分是缴获晋军的武器。
这时，我苏区南线之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已突入，开始了“围剿”。该军所辖3个师，除一O七师驻守洛川，六一九团及六O二团共4个营的兵力守备、警戒甘泉一线以外，军长王以哲率一一0师、一二九师（该师的六八五团留驻甘泉）及军直属队、特务营全部进驻延安。这股敌人对苏区威胁最大，只有首先吃掉他们，才能保卫陕甘苏区。因此，志丹同志力主红军主力南下，集中兵力打击东北军，以佯攻甘泉之势，诱延安增援之敌，拟于大小劳山地区歼灭之。敌兵途经之湫沿山不设伏，以防其逃走。
●浴血苦战劳山战役
师部命令二四一团主力进驻洛河川关家沟一带，集结待命。二四三团进驻甘泉北五里坪附近。我们很快控制了甘泉城周围的制高点。10月1日，得到敌人1个师的兵力从延安出发向甘泉增援的情报，军团部通知师部要我团埋伏在白土坡的背山一带，徐海东军团长亲临我团阵地当面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介，在白土坡一带把敌人堵住。一定要坚持1个小时左右，使兄弟部队能突然出击而歼灭之。如果一旦援敌与甘泉之敌会合，就会失去战机。你团的任务关系到能否打赢这一仗。最后他严肃的问：你们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团长刘明山和我坚决答道：“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我们在抗击的地段详细查看地形地貌构筑野战工事，开展战前的政治鼓动工作；营、连干部反复观察地形和出击的路线，熟悉作战方案。
从甘泉向北是一条狭窄的川道，东西距离200多米。川道里有公路直通延安。东面山势高，遍布森林，荆棘丛生，行动困难。西面山势低，是白土坡的背山，行动方便。若埋伏在沟渠中，不易被敌人发现。只要利用沟渠隐蔽，就可以接近敌人。由甘泉至延安公路旁有一条由北向南流入洛河的1米宽、1米深的小溪，大小劳山就在白土坡以北地区。我团指挥所在白土坡背山上。
10月1日下午3时左右，敌人进入我团设伏地段，明山和我在山头上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分析着敌人的战斗队形和行进速度。敌纵队拉得很长，又散又乱，可能是走了60华里路，湫沿山至大劳山之间又无敌情，从而戒备松懈，麻痹大意。
让过敌人尖兵后，我命令参谋齐渭川瞄准敌前卫指挥官开枪，他谨慎地说：第一枪是攻击信号，打早打迟对整个战斗都有直接影响，只有你们团首长才有这个权利。我认为有道理，接过捷克式步枪瞄准敌骑马的指挥官打了一枪，他应声而倒。刹时我团冲锋号声，指战员的喊杀声震撼着山谷、河川。第一、三营紧随我们直扑敌人，正面展开了浴血争夺战。高岗没有通知团部独自率领二营上了东山。
由于敌人纵队拉得很长，受到打击后本队和后卫队占领了东西两面一些山头，居高临下，构筑野战工事；并以火力严密封锁川道，企图用胜我数倍的火力杀开一条通往甘泉的血路，欲从此路逃生。敌密集的火力瞬息间把我军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但是英雄的红军指战员们硬是用自己的鲜血筑成了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城墙。干部战士105人英雄献身！三营政委薛翰臣、连长栾新春、杨玉清、谢四娃、吴国富等同志牺牲时年仅十七八岁，最大的不过24岁。至今想起，都好一阵痛惜。
18岁的连长栾新春在冲锋时被机枪打穿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我命令他撤出战斗，他坚决不肯，强忍着剧痛，用绷带敷住伤口，继续战斗，直到傍晚，彻底消灭了敌人才瞑目。一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指导员马光厚等300余名伤员坚持不下火线。
就在部队前进受阻的时刻，刘志丹和贺晋年率领警卫员、传令兵，甩掉上衣直向西山冲击。贺的警卫员张有才不幸牺牲。志丹的警卫员阎应娃——原一团一连连长，作战勇敢，绰号“冲锋老阎”，也倒在战场上。在千钧一发之际，杨森率领七十八师从西山上打下来，贺晋年伺机从侧面打了进去，敌人被压在劳山镇。我团第二营从东山上压下来。七十五师也由北面压过来。至此，我团已整整抗击了5个小时，超过规定4个小时。到黄昏战斗结束时，全歼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O师两个团和全部师直属队，另一个团留在延安南三十里堡，后逃回延安城。敌师长何立中被击伤后逃到甘泉，不久死去。
劳山战役是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场大仗、硬仗，也是我西北红军第一次与自恃武器精良，不可一世的东北军交手。红军指战员坚韧顽强，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取得首战告捷的胜利。消灭了东北军的一支精锐何立中部，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粉碎了东北军不可一世的神话。
劳山战役虽然是红军战史中一个典型战例（贺晋年、李赤然和刘明山曾有专题著述），“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想通过战斗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采取一箭双雕的卑劣手段：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削弱西北红军主力。否则，为什么给我二四一团的抗击任务是1个小时，实际上却抗击了5个多小时？战斗结束后我曾质问过：为什么要延续我们抗击时间？回答是：向导带错了路。伏击战是予先规定了地段、时间、接合部、讯号等，不可能存在“向导带路延误时间”的问题。
●中央苏区悲剧的重现
劳山一仗更加引起甘泉守敌一二九师六八五团的恐慌和动摇。他们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狼狈局面。在红二四三团重重包围下，白天害怕越出营房一步，夜晚吓得不敢睡觉。只要我军认真组织力量，甘泉城如囊中取物。这在军事上乃攻城取胜的上策，但“上级”却放弃了有利于我军的战机。
当时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来陕北工作，还有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都是为解决所谓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而来。他们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戴上五顶大帽：“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矛头直指刘志丹。同时，在军事上他们派一些不懂军事的人来瞎指挥，令部队撤到洛河川一带进行“肃反”，以至坐失良机，给以后攻打甘泉城带来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尽管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却始终未克此城，使其成为敌人在我苏区的一颗“钉子”。
在“肃反”中，他们给不同意其观点的人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危害革命的恶劣后果。
10月5日，军团在王家坪召开庆祝劳山战役胜利大会。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宣布开会，军团长徐海东作胜利总结报告，讲到二四一团作战情况时，会场不断响起热烈掌声，但徐突然不讲了，历声问：二四一团三营营长李玉亭到了吗？李营长站起来：到。徐：你这营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决定枪毙！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举起右手要求发言，被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使劲按住。我决不能让莫须有的罪名枉加于一位真正的战士身上，况且他将被害死。我挣脱他俩，站起来说，李玉亭是在陕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带领40多人，3挺轻机枪，20余支捷克造步枪，从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