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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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5月间，日军编成第三十六、三十七军团（归太原第一军指挥），准备接替第一O九师团和第二十师团的防区。企图利用新编师团的换防机会，进行第二期“肃正”计划。实施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并再向我河防发动一次大的进攻。为此，他们集结于永和大宁一带。
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在20门大炮和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团三营一连、凉水岩二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6日拂晓占领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黄河。我部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工事展开还击，阻击了敌人强渡。马头关撤退之敌在河滩集结时，我三营突然以猛烈火力毙敌30余人。9日敌经大宁退往蒲县黑水关一带。此战共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挫败了日军的侵犯。
与此同时，华北的国民党溃兵300余人，由马头关偷渡黄河。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企图袭击延长县城。
此时县城仅驻一营的三连和保安部队100余人，情况紧急，只能智胜。白志文团长和保安大队长李启贤在距县城5公里的呼家川设宴欢迎并布置宿营以稳住溃兵。溃兵中自称“营长”的赵有富却要进县城宿营，声称要过个“痛痛快快”的夜晚。双方争执不休时，又一个自称“连长”的王得胜说：“客由主便，八路军以贵宾相待，而我们提出不礼貌的要求就不太好了”。这番话，得到了大多数溃兵的支持，赵有富也只得作罢。
第二天凌晨我们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缴了他们的枪。获轻机枪6挺，步枪280支，短枪6支，子弹4000多发，还有一些其它物资。赵有富因反抗被当场击毙。王得胜等30多人加入了一连。枪支弹药大多补充了保安大队，另有80多人参加了保安大队。不愿留下的我们给了路费让其回家。
●蒋介石继续反共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虽被迫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但其限制、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企图，从未罢休。特别是武汉失守后，其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陕甘宁边区一直被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边区内部设专区和县级政府权力机构作为反共据点；在边区周围集结重兵，进行包围，封锁、骚扰，企图伺机大举进攻。
早在西安事变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吞并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防止受我党和边区的影响，先后将东北军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西北，而将其嫡系胡宗南部调到了关中地区，以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抗战初期，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达30万人。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从华北、华中地区抽调了大量兵力转向太平洋战场，致使日军对西北的威胁大为缓解。而此时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至40余万。其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增加到近30万，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封锁边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曾对中共谈判代表许诺将“陕甘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但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却迟迟不予承认。反而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并向边区委派国民党专员、县长，造成边区内部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
这些专员、县长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方法，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镇压群众运动，摧残和解散抗日救国团体；挑拨我军和友军、群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支持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强收旧租旧债；强编地方保甲；乱杀我军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训练反共干部，以参观、考察访问等各种名义渗入边区大搞特务活动，从事捣乱破坏；指使保安部队配合正规军不断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因此，留守兵团在担任清剿土匪、守卫河防任务的同时，还要坚持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同一些顽固的反共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针锋相对的较量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将其政策重点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至1940年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团除在延长、延川、固临防守外，还要以一部分兵力对付延长县国民党县长周金龙。他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顽固派。一进边区就施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1939年3月以来，延长地区一直久旱不雨，农民盼雨心切，就自发组织舞龙祈雨。周金龙借机在群众中煽动：“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只顾征粮、纳税，而不顾你们的死活……”。
我们立即与我政府县长谭生彬、县委书记白清江研究对策。在分析情况时，认为祈雨是民众风俗习惯，只是被人利用。只有揭发阴谋，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祈雨期间，依当地风俗规定，所有的人必须吃素。我们请群众暗中察访，看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单位有谁违犯俗规。结果只有周金龙县政府犯了戒。这一下激怒了农民群众，他们集结了几百人抬着龙王楼子直冲县衙。搅的县政府天翻地覆。周只得派手下张永清请我们出面调解。
我来到出事地点，对群众讲：不要听信谣言，你们想一想，1935年没有解放时过的是啥日子？“早上稀溜溜，中饭溜溜稀，晚饭杓儿打澡洗”这还是丰收年。遇上灾年，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女，多少人背着席卷客死他乡？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大家分上了地、房、家具和衣物，改变了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悲惨状况。发展了生产，过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温饱生活。难道你们还看不清究竟谁真正为劳苦大众，谁在制造“人祸”吗？天不下雨是自然灾害，从来靠天靠地都没有解决过问题。如果真是有龙有神，你们祖祖辈辈的祈求为什么都不灵验呢？都没有把你们救出困苦呢？只有遵照边区政府抗旱、自救、搞好生产的指示去做，才是唯一出路。大家听了我的话感到在理，知道上了周金龙的当，自动离开了县衙门。
我被张永清请到国民党县政府喝茶，我有意叫周金龙和政府有关人员座谈，请周说说这次闹事的感想。周尴尬不堪，吞吞吐吐的说：“职责所使，身不由己。但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其他人亦无言相对。张永清提议请李政委讲话，我严肃地谈了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并当场批评周金龙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连普通的自然常识都不懂吗？利用农民文化低、科学知识少，鼓动搞迷信活动，实际上是挑拨共产党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破坏抗日。在场的大多数鼓掌表示赞同。周和少数顽固分子低头不语。
1939年8月在延长城隍庙召开纪念抗日两周年群众大会。周金龙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大放厥词。不承认边区政府的存在，不承认留守兵团的存在，在群众中恶毒散布：如果不取消边区留守兵团，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
我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批驳了他的谬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自许诺建立陕甘宁边区。然而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承认，这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包藏祸心；第二，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敌后展开游击战、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斗，如平型关大战等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华北前线大溃退。真正团结抗日的是八路军；第三，真正领导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都是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卖国求荣”。明喊什么“军令、政令统一”，暗中却闹摩擦，这是违犯人民意愿的。团结抗日，把日军赶出国门是我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你们应该觉醒了，否则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边区人民、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县长欲挑拨离间，破坏我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办不到的。
会场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最后抗联主任谭生彬领唱《救亡歌》。大会在同仇敌忾的歌声中结束。
经过这两次较量，周金龙在公开场合收敛多了，暗中却变本加厉进行更加阴险的破坏活动。他企图从我们内部进行分化瓦解。那期间我团刚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陈慕华、钟毅、王甫民、朱绍基、尚立敬、赵涛等。周看中上海籍的王甫民、朱绍基，他从请客吃饭到后来搞“拜把子”、施“美人计”，竭尽造谣诽谤、挑拨离间之能事，欲拉他们下水。但这两位青年立场坚定，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政治处保卫股。经研究让他们将计就计，打人敌人心脏去，以及时掌握敌人动态。
此外，周还大搞反动的统一战线，他与宜川县县长怀建民相互勾结，常派出他的保安部队伪装成土匪，窜到固临县（边区新设县）边境一带烧杀掳掠、强奸妇女、破坏生产，然后将罪名嫁祸于我游击队。
西北局为了团结抗日，于1939年10月2日指派我赴宜川县与怀建民打交道。领导介绍了宜川县的情况，说任务艰巨而重要，需慎重行事。
我挑选了团保卫股长王太和、组织股长严雄、宣传股长曹光华、民运股长刘志英、青年股长赖其正、警卫连指导员王强及警通连20余人，每人都携带上长（短）枪和子弹。我们骑马先到固临县了解情况；再到固临与宜川县交界处详细了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经过及其损失等情况，然后直奔宜川城。
当晚，怀建民假惺惺的设宴招待，并请驻军王镇国旅长作陪。我来之前已了解到这个旅属杨虎城部，是主张抗日的。怀建民有意叫县府科以上干部轮流给我们敬酒，想把我们灌醉后，看一出“闹剧”。我们早有准备，结果适得其反，把他的四五个顽固派科长整的一个个胡说八道，丑态百出，连王旅长对此都表示轻蔑。
我们随即将已掌握的边界事件的材料拿出，要求怀给予答复。他语无伦次，交待不出来，把责任推到保安团身上，说是他们干的。岂料保安团负责人立即站起来反驳：我们干什么事不都要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