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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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绥德四师时，校长马济川、体育老师苏醒民及白如冰、惠泽仁、吴志渊、白寿康、柳青等人对我帮助和影响较大。在四师我初步学习掌握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在地下党工作期间，我得到了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薛毓瑞等同志的帮助，进一步增强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在参加红军，参加武装斗争时期，我得到谢子长、刘志丹以及贺晋年、张达志、路文昌等多方面的指导、帑助，使我更坚定了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决心。
特别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谢子长、刘志丹、彭德怀等，他们为革命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他们大智大勇，身先士卒的无畏精神，一直深深的感染，教育着我。他们亲切的教诲，无言的光辉榜样，对我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的马夫
战争年代，指挥员有一匹好马，事关重要。那就必须先有好的马夫。路巨才、李全、董凤祥、王应祥、梁仲琪等十几位同志做过我的马夫，他们都是优秀人才。
马夫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拂晓前起床，先于部队做好出发准备。一到营地，其他人可以休息了，他们还要先照顾好马，溜马、喂马、饮马，等轮到他们吃饭时，只有冷干粮就凉水。马料需自己筹备，有时筹不到，甚至要用自己的口粮喂马。
养马、驯马其实大有学问，一匹烈马要驯成骏马、快马需花费很长时间，付出很多心血。首先要挑选好“苗子”。在一大群马中，哪一匹是最快最烈的马，须长时间观察。要通过反复放马狂奔，记录下每次奔跑的速度和耐力，才能初步选中。然后经骑手长期的训练，以改变马的奔跑习惯。一般马跑起来是前两蹄刨，后两蹄蹬。要求快马改成左两蹄齐出，紧接右两蹄并出的循环奔驰。有的马需经约5年细致耐心的调教才能达到要求。这样一匹马的价钱超过普通马的5倍以上。当然还要配上质地优良的鞍子、裹肚带、蹬子等，既显得神气，又能发挥骏马快速的优点。
担任马夫必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了解快马的习性，饲养，管理要适当。二是须懂骑术，乘坐时要适应快马的独特奔跑方式，否则它又会恢复到原来刨蹬的奔驰本性。做一个合格的马夫需要精力和智慧，需要爱心和牺牲。他们最辛苦又最不起眼，容易被人们遗忘。他们虽是平凡的劳动者，但在我心中，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离不开战马。若没有他们训练、养护出一匹匹骏马供我乘坐，伴我出生入死，同样没有今天的我。
东征西征时，我骑的是一匹海溜红马，它只认我、马夫和警卫员三人。其他人一接近，它就猛踢、猛咬。为避免发生伤害事故，马夫董凤祥不得不时时看守着它。但这匹马训练有素，是匹优秀的千里驹。曾从敌机轰炸区救出过朱瑞。一次，我负伤昏迷后，它不离左右，直到董凤祥闻其长啸后赶来救出我。
1937年红军解放宜川时，我的坐骑白龙马以其神力助我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
1942年在冀中抗日作战中，我凭海溜马驰骋于纵横交错的战场，所向披靡。顺利通过平汉路后，我把爱骑送给了余秋里，董凤祥为此还哭了好几天。
1946年解救战争中，我先后骑过四匹快马，蒙古种的“千里藏针”是肖劲光奖励的，能达到每小时60华里的速度。当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作战任务，它却光荣地累死了。第二匹是伊犁产的枣红马，也因连续追击敌人而不幸累死。第三匹是西宁产的菊花青，一直陪我到全国解放，1952年才与之分手，我的戎马生涯是与战马分不开的，与我的马夫们分不开的，我爱战马，更尊重马夫，他们默默无闻，却永远在我心中。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谨以此书记纪念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我的亲密战友。我们及子子孙孙将永生永世缅怀你们：
阎应娃，红军独立师一团一连连长。其时我任连指导员。1935年劳山战斗中牺牲。
路文昌，红二团团长。其时我任该团政委。1936年8月清涧战斗中牺牲。
文年生，我任八十一师政委时他任师长。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
白志文，我任警备五团政委时，他任团长，经历十分坎坷，1986年去世。
还有许许多多敬爱的领导和战友离我们而去。
1932年，白明善同志被井岳秀绞死在榆林。
1933年，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守义、王品肖等同志，被蒋梅生杀害在镇川堡无定河边。
红军时期献出宝贵生命的有：
刘志丹、谢子长、杨重远、谢绍安、任浪华、梁文郁、陈文保、郝新民、惠泽仁、吴虎峰、薛毓瑞、王思温、胡宴英、任三、白雪山、任广盛、任志贞（女）、薛翰臣、强龙光、强世清、白德胜、杨玉清、路智川、杨凤岐、栾新春、阎遂之、刘光贤、杨延龄、杨植本、谢四娃、吕振宝、杨琪、杨森、赵福祥、李成荣、魏武、张承忠、王志明、杨有旺、牛居琪、李清业、南贵代、白海宽、任瑞林、李志国等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献出宝贵生命者：
贺大增、高启甫、杨琪敬、杨占胜、刘志英、贾俊儒、蔡莲峰（女）、郭六胜、崔世俊、王国昌、张庚应、封治宗、李学诚、强雄、朱绍基、王万富、鲁贲、阎鸿鹏、史唯然、王保贤、吴世芳、史秀荣（女）。
解放战争献出宝贵生命者：
李国斌、鲁智、王学礼、白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去世的：
彭德怀、阎揆要、薛兰斌、李荆山、崔国英、张达志、周兴、胡景铎、韩先楚、李志民、李寿轩、李启贤、顾前、朱火花、杨彩彬、周士弟、谭家述、常乾坤、成钧、高朗亭、霍维德、曹力如、王子宜、刘景范、马佩勋、赖传珠、杨林、徐国珍、胡友之、姚知一、杨振东、袁广发、王昌虎、王锡昌、王仁法、王国昌、齐渭川、杨文谋、齐瑞生、潘寿才、薛峰、陈克功、谭生彬、马云泽、阎清芳（女）、张毅忱、李世臣、李合邦、马豫章、马济川、李惠友、孙均一、白锋、白凤吾（女）、李华楷、许法善、惠世恭、马万里、杨成森、惠凤莲、魏思文、申广盛、申国范、史纪全、熊伟、杜瑞兰、薛丹浩、马光厚、曹光华、王华亭、路晋元、路志良、折福遂、孙超群、王智涛、聂凤智、龙福才、阎红彦、阎玉山、薛振昌、赵学贵、李仲英、白寿康、谭嗣愚、龙谦、宋云辉、林宗昭、李卓然、折永年、谭冠三、江波（曾名江显潮）、杨清云、黄玉龙、康玉林、王兴邦、王强、崔田民、崔田夫、白如冰、白占玉、冯文德、李景膺、李景林、武自升、车先锋、冯振海、郭宝珊、刘明山、肖劲光、徐海东、程子华、王再兴、高青云（女）、张文舟、吴习智、王国瑞、慕生忠、郝玉堂、冯汉章、胡守义、胡守安、高文书、郝正连、霍源丰、孙时光、曹茂森、徐锁、高维嵩、井新民、李子厚、李果、何正德、靳赖川、王凤岐、马明方、刘永清、史桥、范子英、高波（女）、强全义、牛岗、刘占云、聂鹤亭、陈凯轩、张永安、白振华、张子荣、门善德、常远亭、王士俊、张占云、王瑛（女）、林奕葆（女）。
安息吧！我衷心敬爱的首长和战友们。
●相濡以沫——妻子翟平
我妻翟平，原名翟德秀，生于1918年12月9日（农历10月18），祖籍河北蠡县，家住北沙口村。虽是农家，但不愁吃穿。
她的父亲知书达理，为人开明，不仅会编字典供自己查字用，还在家里办了小学，请来师范生戴筱菊（后成为翟平大嫂）当教师。
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最小，也是女孩中最聪明的。她父亲对子女一视同仁不仅没让女孩裹小脚，还让她们和男孩一样读书识字，都在他自办的小学读书，直到学校停办。
1930年，大哥大嫂带翟平去北京继续求学，她在第十三小学读书时，逢1931年“九一八”事变，学校停课，她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为受难的东北同胞佩孝。
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温泉女中。1936年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她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宣传抗日。民族危难，学校关闭，她与正在北京的父亲、二姐等人一起回到家乡蠡县北沙口村。
二姐夫秦范五当时在南沙口男子小学任教，他推荐翟平到女子小学教书。她在学校加入了党领导的“文建会”。
1938年初，她被选派到蠡县师资训练班学习。不久，调到县文建会负责宣传工作，编写、印发传单，深入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地革命实践中，她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成为一名出色的妇女干部。
1939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她曾被敌人包围。但她勇敢、沉着，手持土造“独角牛”（又称“折腰子”，打一次需填一次火）手枪，仅用了三发子弹就冲出了包围。
1941年春，我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我团参谋刘毖恰好是蠡县人，1940年到的延安，这次也随我来到河北。他找到女友沈相如，劝她去延安。沈却说：如果翟平去，我就去。
原来，沈和翟是县文建会中仅有的两位女同志，俩人十分要好。翟平早就向往延安，见此机会，不顾家中反对，毅然决定去延安抗日、深造，她于1941年6月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我留训团的一名战士，我也就有幸结识了她。
她刚入伍不久，又遇日寇扫荡。我率主力部队在前方迎敌，她和同志们分散隐蔽时，走丢了。独自一人在青沙帐掩护下跑了一整天，又饥又渴。幸亏当地老乡救济了她，宁肯自己挨饿，也要叫她吃饱。她与老乡又结伴而行。风餐露宿几天几夜，才遇到县游击队战士，知道留训团将于第二天在定县市庄集合，她又急忙赶路，终于按时到达集合地。
由于她一贯的出色表现，1941年7月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介绍人是留训团副官张金铭、沈相如。她的坚强勇敢，聪明才华，令我佩服、欣赏，我们于8月1日在战场上结成终生伴侣，风雨同舟了半个多世纪。
1942年初，她随我一起通过了平汉路。5月又参加了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的艰巨任务。一路上，也和大家一样，身背40多斤重的法币，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到达她神往已久的延安。
1943年2月，她进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得到不断提高。
在大生产运动中，她从不怕苦，总是出色完成交给她的生产任务。同时，她还担当起警备五团小学生的教育工作。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她担任过陇东分区家属队队长，关中分区家属队队长等职。
1946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战事紧张，我来不及在部队行动前通知她，她只得带着3个子女在敌人包围中周旋。有一次，她和前来搜捕的敌人几乎擦肩而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严刑拷打曾帮助过她们的百姓，但当地的群众始终用生命保护着她们，使她们得以脱险，在前线我甚至听到她们都已遇难的消息，但我始终不停的寻找她们，直到县委书记李景膺找到她，她才带着孩子脱离险境回到部队。
1947年，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