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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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宫中以达到搁置提案的目的。但是1611年这次考核有一个罕有的特点：
报告附有一份访单，具体说明了七个被批评著名人物的声名狼藉的个人品
格，打头的是汤宾尹。皇帝扣下这份报告，但其内容泄漏了出去。更糟的是，
不太克制地宣扬被批评者的家丑的伪造弹章这时在京报上披露。在这种情况
下，皇帝不得不公布这一考核报告。名单中打头的汤宾尹被控“不谨”，顾
天埈被控“无行”。两人都被列入行政机构停用的名单。
可是 1611年考核的结果王图不是没受损伤。他在考察拾遗中受到了批
评，因为他的当知县的儿子从事不法的财政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据说王图
不宜委以要职。他自己和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关系也被揭露。但是，王
随后的辞呈却被皇帝再三拒绝。他没有再任职，一年以后才被允许“引疾归”。
他的离职使东林党人在万历统治时期可能获得高级职务的任何希望成为泡
影。此外，虽然孙丕扬主持的北京的考核一般被认为有利于东林党人，南都
南京的同一事项却不这样。南京考核中被免职的官员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1611年以后朝廷仍然进
一步渐渐趋于瘫痪。两年以后，方从哲就任首辅，他担任这个职务（大部分
时间没有副手）直到万历皇帝于1620年去世。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优柔寡断
的官僚。皇帝对论战性的奏疏无意作出任何反应，在高级职位出缺时这时又
习惯于让它们空缺。官僚机构的减员因科道部门的作用而扩大。御史报告中
提到的人写出他们的辞呈，屈从于这种文件，未经批准便离开了职务，这类
现象已经变得很常见。御史和给事中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形成了几个
地方性的集团，被叫做齐 （山东）党、浙（浙江）党和楚（湖广）党，这三
个党有反东林的共同倾向。1617年的人员考核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倾向，这种
倾向有时波及停用名单上的官员们。
① 参见本章前文《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严嵩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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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政治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
的企图。这证明皇帝没有他的官僚们的同意，决不可能改变他们认为的王朝
的根本法则。在职或被贬谪的对立的领袖们能够给皇帝，或者在做不到时，
给他的主要顾问首辅，再做不到时，给下一级的官僚们施加压力。科道部门
是朝廷反应灵敏的机构，掌握大部分的信息。许多批评和弹劾与这个根本的
冲突有关；寻求个人满足或报复也能包括在这一冲突内。如果东林集团没有
积极卷入这场权力斗争，定期人员考核所揭示的重要人物的不端行为决不可
能暴露。
上述政治结构似乎有可能将君主专制政体改变成某种形式的提供参加机
会的议会的政体。非常明显，在16世纪晚期，皇权没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军
队；也没有由之获得经济实力的坚实的土地基础。这个王朝创建者们的军事
征服者的作用已经消失于幕后；皇帝现在仍然是皇帝，只是因为所有文官承
认他是皇帝。文职官僚也经历了变化。表面上，文职官僚是通过公开的竞争
考试被吸收进行政机构的。可是作为一个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代表帝
国的中上层地主。这些因素，连同有地方精英支持的东林领导人这时已在帝
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一个联系基地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把这个运动
和西方世界大约同一时期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兴起同等看待。
但是形式的类似决不能掩盖实质的不同。在西方，形成民主的中心从来
没有和财产权的概念分离，财产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分割的，可以让与的，
还有可能提交法院审理。东林党人鼓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
新儒家解释，道德问题等于天理。他们和皇帝相持不下，因为万历皇帝天生
是上天（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不过，他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根据他们的
意见，将打乱万物的根本自然秩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是一场伦理的，而
不是一场制度上或法制上的斗争。
经济确是加入了总的斗争；但在道德的绝对权力面前，分散而难以划分
的经济利益不够重要。万历皇帝能够反对公众利益而保留他的税监矿监，却
不能够在他更改继位顺序的努力方面成功，这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
性。同样，尽管李三才因遏制那些税矿使而赢得了声望，但他从来没有获得
足够的党派性的影响来和顾宪成、赵南星以及邹元标相比，他们通过道德上
的争论树立了他们的社会形象。这场斗争的道德气氛由于人员考核过程而进
一步增强。由于这一过程而被免职的所有东林或反东林的主要人物，都被想
方设法地贴上不道德和没有节操的标签；没有一人被说成在职务的本分方面
不够坚毅或缺乏专门技能。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特征。主张
人类行为的复杂情况可以分为绝对好和彻底坏两种道德上的典型，这反映了
官僚政治中缺乏结构上的深度，官僚政治是以它所统治的村社的准则为模
型。 （换句话说，也就是上层建筑仿效下部基础的结构。）这种官僚政治不
能更精密地管理它自己的成员，不懂得掌握任何类似立法的权力以制定可以
调节背道而驰的经济利益的法律，而对参与关于法律的议会式辩论的权利听
之任之。东林运动决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之，如果这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这个运动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任何变更都可能等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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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方法。相反，这个运动只是捞取从个人道德的没有变化的修辞水槽中汲
取来的抗辩的论战术。
这种统治类型的保持产生了特殊的社会性后果，这种社会性后果反过来
又反作用于官员集团，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东林运动演戏似地表现了这种
反作用过程。晚明的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没有证据表明，国家经济
已变得多样化，足以诱使最好的人材去经商，和以可观的资力去积累财富。
另一方面，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冯梦龙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作为小说家，
王世贞作为散文作者，李贽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为画家和
书法家所表现的一切富有创造力的独特性，和他们作为职业官僚的“正常”
经历无关，都得到了发展。在政府任职，就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抱负来说，仍
然是唯一的出路。（注意到这批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并不置身于论争之外，也
是饶有兴趣的：汤显祖被看成东林成员，董其昌被看成东林分子，而李贽受
到了东林的指责。）
在文职官僚机构这个巨大的文人…官员汇集的部门内，由他们著作中无数
次提到的他们闲暇生活的范围看，未加利用的精力其总量一定是相当大的；
这在袁宏道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在张居正以后，大部分官僚再次处于没有多
少事可做的状态。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行政机构的经历获得成就和声誉。
这样，虽然有些政府官员认真地担任他们的职务，其他的人通过了文官
考试，便以冷淡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可是仍然热切地追求社
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受迫害者的褒扬有其不平常的吸引力量。
和这种才能的浪费一道，存在没有投资的财富。出售珍品如象牙和犀牛
角的过高价格，以及铸造用具和埋在地下的贵金属（同时代的人常常报导的
一种现象）的总量，作为例子证明了资金可能被冻结而不能产生经济价值的
习俗。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过于讲究的、虚饰的时代，这可
以从有些学者在他们自己身上挥霍他们的财富的方式略窥一斑。在那个时
代，一锭珍贵的墨在价值上可能超过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一个富裕人
家庆贺生日可能延续10天，有从远方来的客人；简单的祝贺短文变成了冗长
的精巧的歌颂文章。同时，乡绅们让他们的轿子为随从所环绕；捐得官阶的
人在他们的住宅前竖立旗竿。换句话说，当社会不能引导它的成员面向目标
时，他们便转而面向身份地位。历史上的正直的知名之士被给予最高一等的
地位。这种名声，如果持续不替，不但比纪念有德之士而建立的石碑更长久，
而且保证这种荣誉能伴随一个家庭几代人之久。
皇帝的悲剧是他为东林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据。如果没有关于继位的
①
事端和关于矿税使的争论，党人持续他们几十年的斗争可能是有困难的。碰
巧，小问题和小事件纠缠进了关于继位问题的普遍争论的更大框架；继位问
题的争论由于与皇帝政策的可疑的和隐含的联系，在帝国的政治词藻中被叫
作关于“国本”的争论。下述表面上不足道、但对东林运动的历史却很紧要
的一些事例，能够说明问题。
1603年，还在东林书院建立以前，楚王（年长的皇帝的族人，受封于楚
的王朝创建者的第六子的直系后代）被30个男亲属对他的继承权利提出异
议。他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甚至据说，被说成是他父亲的前一位王长期无性
① 关于更充分的说明，见罗兰·L。希金斯：《明代的海上劫掠和沿海防御，政府对沿海骚乱的反应，1523—1594
年》＇202＇ （安阿伯，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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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能力。尽管这事发生在这位父亲去世32年之后，并在批准这位王的爵位
25年之后，署礼部尚书郭正域仍然请求公开查勘。想把这一案件的影响减少
到最低限度的首辅沈一贯，主张调查应秘密进行。正巧郭以前是太子的主要
讲官，他的同事们公认他是顺序地继承帝位的主要维护者。他还公开声言反
对派遣矿税中使。另一方面，沈一贯被认为是皇帝的一个工具。这个涉及楚
王合法性的案件就这样无意中导致了朝廷上所谓好人与恶势力的冲突。
在郭的坚持下，省的官员们进行了公开调查。证据大体上有利于楚王。
但是，郭再次请求皇帝让证据在最高级的朝廷官员中传阅，以便详细调查他
们的意见。这一请求被接受，37个领导官僚提出了他们各自的意见。这些意
见不但彼此矛盾，而且有时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和躲躲闪闪的陈述，透露出派
性的考虑妨害了他们对于在其他情况下应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的思考。按照礼
部另一个侍郎 （他在这期间受命接过了郭正域的职责）的建议行事的万历皇
帝这时赞同楚王的合法性，并宣告这个案件结束。
这事刚一发生，皇帝就因弹劾过多而不胜其扰。支持沈一贯的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