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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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和数量上。在这一章里，将对这些变化作详细的阐述。这里可以把它们　
　　概括为对原始资料的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这在16世纪变得逐渐明显，并使　
　　后一时期区别于较早的时期。　
　　　　　　　16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有能　
　　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量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　
　　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　
　　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　（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　
　　大多数）的平均数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　
　　　　　　　　　　　　　　　　　　　　　　　　　　　　　　　　　　　　　　　　　　　　　　　　　　　　　　　　　　　　　　①　
　　间每三年290名和1508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　
　　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一位专家说，在明　
　　朝的后半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①　
　　也与之相等。”的确，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与前此各个时期相　
　　提并论。在历史著述领域也是这样。历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这之前就出　
　　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　
　　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　
　　　《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　
　　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　
　　再也不能企及。②　
　　　　　　　但是，在唐宋时代只有相当少的能读会写的人具有欣赏以至模仿大诗人　
　　的能力，而在随后的时代，这种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认为，更　
　　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过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暗　
　　示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只限于诗歌方面。看来这也适用于历史著述；有独创性　
　　的早期样范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他们于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也加以采　
　　用。　
　　　　　　　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历史著述作些说明，也许是适宜的。它包括按中国　
　　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①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　　（坎布里奇，1977　年）；唐纳　

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　　（伦敦，1951　年）。　
①　谢国桢：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　　（上海，1934　年），附录Ⅱ，　

第290—328　页。　
②　庄金德：　《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　　（1961　年3　月），第55—66　页。方豪：　

　《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　（1961　年3　月），第1—20　
页。　

…　Page　448…

　　　　　　　　1。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　
　　　　　　　2。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　
　　　　　　　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　
　　　　　　　4。纪事本末体史书　
　　　　　　　5。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　
　　　　　　　6。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　
　　　　　　　7。传记　
　　　　　　　8。职官志　
　　　　　　　9。政书　
　　　　　　　　10。地理志，包括方志　

　　　　　　　对以上著述，还应加上子部中的一些类目：　

　　　　　　　　1。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　
　　　　　　　2。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　

　　　　　　　　　　　　　　　　　　　　　　　　　　　　　　　　　　　　　　　　　　　　　　　　　①　
　　　　　　　这种分类法在各种目录中不尽相同。有许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　
　　子部的书或整批的书，在其他目录中列入史部，奏议集在《四库全书总目》　
　　中列入史部，而在别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之外，另有许多著作对历史研究可能很　
　　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对奏议的补充和作者的友人们的传记材料；　
　　关于作者访问过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参与过的事件的记述；有关历史或政治　
　　问题的志、论、说；以及与友人和同事的往来书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时甚至　
　　有短篇历史著作，而在任何书目或目录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许多小说和剧　
　　本应当看成是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原始资料。最后，明代　
　　的诗歌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应看成是历史研究的资料。②　
　　　　　　　　明朝头100年的历史著述的特点，是政府编纂庞大的全集。进行这种汇　
　　编是继续元代和更早朝代的传统。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元史》，编于洪武年　
　　间，随即刊印。接着是永乐时期的主要汇编：朱熹和其他宋代学者注解的《四　
　　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以及理学著作集《性理大全》。与历史有关的是　
　　　《历代名臣奏议》，1416年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乐大典》，　
　　　　　　　　　　　　　　　　　　　　　　　　　　　　　　　　　　　　　　　　　　　　　　　　　　　　　　　　　　　　　　　　　　　　①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汇编工程。虽然它原有的12000册到18世纪仅存十　
　　分之一　（现存更少），但它收录了有关宋、元和明初历史的一些佚文秘籍，　
　　使其免于全部失传。含有元代驿站组织资料的《经世大典》（1331年）和其　
　　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　（1973　年6　月），第10、18　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　　（1961　

年3　月），第81—8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　〈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　（1953　年12　月15　日），第7　—　8　页，　
和7，12　（1953　年12　月30　　日），第21—27　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　（北平，1930－1937　年；台北1964　年重印），Ⅰ，第426—4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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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②　
　　的成就。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1456年和1461年的官修地理学，1503年和1587年的《大　
　　明会典》，和1530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③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16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1459—1566年间的郑晓　（1499　
　　—1566年）的《吾学编》（2。1。1）或刻于1574年的薛应旂（生于1500年）　
　　的《宪章录》（　2。　3。　1）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①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①　
　　充。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16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　
　　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　
　　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　
　　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　（1461—1527　
　　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4。5。8）　
　　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1499年刊行的苏州杰出　
　　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3。5。1），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　
　　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　《祝子罪知录》中，　
　　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　
　　　　　　　　　　　　　　　　　　　　　　　　　　　　　　　　　　　　　　　　　　　　①　
　　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1526—1590年）这样的作家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　

1　　（1956　年），第79—101　页，和2　（1957　年），第47—78　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　

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　　（1964　年6　

月），第47—74　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　

11，1　（1960　年3　月），第102　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　　（北平，1930　年）　
第一编第4　卷第576　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　月12　日至25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　　（台北，1967　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　

物》，5，11—12　　（1955　年），第7—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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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　
　　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1590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2。　2。　6）和1614　
　　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2。　2。8）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文，就主要根据这些　
　　实录。他的论文《史乘考误》，清楚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