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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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全集》＇619＇ （东京，1974 年），13，第605—607 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
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
84 （1958 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 年），13，第617—622 页。
① 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 （上海，1930 年）。
① 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 （东京，1963 年）。
② 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 和14 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 （威斯巴登，1954 年），第12—20
页。
③ 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 （东京，1961
年），第340 页。
④ 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228—229 页，注3。
⑤ 译者按：应为11095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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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馆
从古时起，保存记录或档案就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官方的历
①
史编纂者 （史或史官）就担任这一任务。这种思想体现在某些儒家经典中。
不管这些经典中描述的政府机构实际存在与否，它成了后代的样范，像这样
的段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官
修史书被一再地引证。②
7世纪前半叶，建立了史馆，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写
①
起居注和编实录，这是以后写前朝国史或正史的依据。这种史馆在以后的时
代继续起作用。
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没有建立独立的史馆机构，而是将它并入
翰林院。早在1367年，即朱元璋正式登基前一年，就任命了修撰、典簿、编
①
修等史官。1381年，史官的人数和品级，确定为修撰3名，从六品，编修4
②
名，正七品，检讨4名，从七品。明代自始自终继续任命这些官员，但人数
③ ④
根据编纂的需要而定。例如，在1529年，编修和检讨定为各6名。但有时
多出许多。任修撰的常为一甲进士，任编修和检讨的常为二甲进士。①
史官收集文献资料和编辑历史档案：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
②
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
按照传统，写详细的起居注，被认为是收集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朱
③
元璋在当皇帝前四年，即1364年，就设置了起居注给事中。据说像宋濂、
① 书名后括号中的三个数字，即 （2。1。1）或（4。5。7 ）指傅吾康在其《明史资料介绍》＇172＇ （吉隆坡和新加
坡，1968 年）中讨论到的著作的索引号。
② 郑晓：《吾学编》＇65＇ （1567 年），11，第42 叶。关于建文帝的死见本书第4 章。本章引证的著作和与
傅吾康书中条目的对照，《剑桥中国史》这一卷的书目中未列入。更多的书目信息，见傅吾康的《明史资
料介绍》＇172＇。
① 间野潜龙：《祝允明的史学》＇369＇，见《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 年），第211—241 页；和陈
学霖的祝允明传，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 （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392—397
页。又见克里斯琴·墨克：《祝允明（1461—1527 年）和苏州的文化义务》＇401＇ （安阿伯，1978 年），第
302—444 页。关于《藏书》＇317＇，见本节下文及后《传记著述》。
① 恒慕义： 《清代名人传略》＇271＇ （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I，第145—146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07—818 页。
③ 李贽：《藏书》＇317＇ （1599 年；1959 年北京重印），两卷，第7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
页。下面是论李贽的两本重要新著——让·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1527—1602 年）：
对明末中国官场社会学的贡献》＇7＇ （日内瓦和巴黎，1979 年）；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22＇
（怀特普林，纽约州，1980 年）。
④ 奥托·弗兰克：《和的本质、相互关系及资料价值》＇168＇，载《普鲁士科学院会
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4 （1930 年），第103—144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1—354 页。
③ 埃蒂恩·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行政》＇5＇ （伦敦，1965 年），第19 页。又见朱莉娅·金：
《《 明儒学案》介绍》＇88＇，《远东》，23，2 （1976 年12 月），第191—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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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观和詹同这样一些杰出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表明朱元璋当初对
它的重视。①
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还表现在 1367年给在职者以正五品的相当高的品
②
级。品级与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和六部郎中相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经过
③
几次变动，在1381年起居注作者的官秩重新定为从七品。若干年后，这个
机构被撤消，这大概是在1393年之前，因为那年出的《诸司职掌》中没有提
到它。
随着一篇由张四维（1526—1585年）起草、张居正（1525—1582年）呈
递的奏议，1575年恢复了起居注的写作。这封奏议还包括关于如何指导史馆
④
工作的详细建议，其中有些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来编入《大明会典》。这篇
文献提供了官修历史是如何进行的宝贵资料，应详细加以讨论。⑤
张居正的奏议，跟大多数这类建议一样，提到古代的左著作郎和右著作
郎。他强调，没有起居注，就得不到关于皇帝言行的可靠资料来编纂实录。
而这就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实际情况，这两部实录是在张居正指导下编
⑥
纂的。 张居正于是提出八点建议：
1。保存记录的方法。在史官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写起居注。如果没有
可靠的起居注，修史工作势必陷入依靠无法证实的关于皇帝行为的谣传的危
险。担任侍讲的官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因此宜指定他们每天轮流担任起居
注的作者。大学士在与皇帝秘密商议后，应立即将必要的情况告诉起居注作
者。他们还应抄下所有的圣谕、诏、旨、策文，等等，以及大学士的题稿。
除此之外，应指定六名有经验和有学问的史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奏议编纂
政纪。每一名官员应负责六部中一部的活动领域。这些官员不应担任其他任
何职务，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旷职。
2。关于随侍皇帝的起居注作者在不同种类的召见中应选取的地方的规
定。起居注作者应始终在靠近皇帝的地方，这样他才能清楚地看见和听到正
在进行的一切。当皇帝与大臣进行秘密商议时，史官也许不宜在场，但在召
见结束后，该大臣应立即将圣谕和上述商议用密封信报告史馆。
3。向史馆转送文献。大学士应命令将保存在内阁的内阁奏议和由“两房”
⑦官员具稿缮写的圣谕、诏书、敕旨的副本送史馆。应复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奏
议和皇帝对该部门奏议的敕答。应将整个文献的副本送内阁，然后转送史馆。
时政的讨论应编入各政府部门的奏议中。
4。忠实记录的重要性。由于起居注将是据以编纂实录的唯一资料，准确
性比优美的文笔更加重要。皇帝的言辞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录，而不要做文章。
奏议的原文，只有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问题可以省去。只有因表达不清而难以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4—316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21—426 页。
③ 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际行政》＇5＇，第31—32 页。又见威拉德·彼得森：《顾炎武（1612—1682
年）生平》＇42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8 （1968 年），第114—156 页；和29 （1969 年），第201—
247 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1—1535 页。
⑤ 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56—357 页、371—372 页。
⑥ 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68—370 页。
⑦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3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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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地方，才可以稍加修改。否则应一字不易地记录原文。要弄清楚因果
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更或修饰内容。必须严格禁止史官发表他个人
的褒贬意见。
5。（这一段论述给史官提供工作的地方和设备，这里不讨论。）
①
6。妥善保管的处所。在古代，国史被称为石室金匮之书， 因为它被妥
善保管以备传诸后世。明朝也是这样做的。每月有一小箱，每年有一大箱。
②
它们应被放置在东阁 的左右房。史官每月编成的草稿，应装订成七册，一册
为起居注，六册为来自六部的材料。每册的封面应注明年月和负责史官的姓
名。完成的册子要送大学士审查，放进一只小箱，用文渊阁的印章加封。到
了年底，内阁和史官要打开箱子，取出各月的草稿，将它们放进一只大箱子，
用同样的方法加封，从此不再开启。
7。（这一段论述缮写者应遵守的规则，这里不讨论。）
8。处理这篇奏议之前的事件。万历朝的头两年 （1573和1574年）和第
三年（1575年）的头几个月，起居注和六部奏议的原文，应根据现有的文献
材料按照事实记录下来。
这篇奏议说明，在恢复编撰起居注以后，这些文献仅构成为编撰实录而
收集的材料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取自六部的奏议，它们也通称时政记。③
官方的时政记现在尚存一个残缺的样本，时期是1127年。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