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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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240＇，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　　　（1961　年），第119—137　页；　
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　　（台北，1977　年），第31—56　页。　
①　吴晗：《朱元璋传》＇58＇，第246—247　页；《明实录·太祖实录》＇480＇，74，第1379—1380　页；泰勒：　

　《明太祖与勋贵》＇505＇，第62—63　页。　
②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重印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　年），第91　页；《明　

史》＇41＇，93，第2280—2281　页。　
①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1534—1535　页。　
②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第98　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431—432　页。　

…　Page　90…

　　移自初版；128条称为“续款”，可能是对初期条款的补充；36条称为令，　
　　原先已合并在律中；余31条是新增加部分。1376年又做了一次修订，把全　
　　部条文压缩为446条。1383年和1389年又修改两次，最后一版共460条，　
　　于1397年颁行。③　
　　　　　　　　洪武帝的文化成就给人印象最深刻之一是他自己注疏了《道德经》，他　
　　　　　　　　　　　　　　　　　　　　　　　　　　　　　　　　　　　　　　　　　　　　　　　　　　　　　　　　　　　　　　　　　　　　　　　　④　
　　花了10天的功夫写成，其时在1375年1月5日至15日。正像他在此书的　
　　序中所说，他曾经在以前读过《道德经》，但他很难掌握它的全部意义。他　
　　竭力搜求注疏和关于此书的专门名家，但这些都未能使他感到满意。最后，　
　　他花了一段时间深入细致地研习了它的文字，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该书意义　
　　的结论。他指出，他很关心重刑的效验。它能不能防止人民犯罪呢？他亲眼　
　　　目睹许许多多证据表明，它不能防止人们犯罪，因为严刑重罚没有使他得到　
　　他所希望取得的任何无可置疑的权威。《道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　
　　　　　　　　　　　　　　　①　
　　死惧之？”这句话深深打动了皇帝，因为它触及了他的统治方法的根子。在　
　　他统治的开始年代，他处死过许多的人。因此他说道：“当是时，天下初定，　
　　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②　
　　　　　　　　也许皇帝已真正感到胆战心寒，因为大批地处以极刑之举并没有阻止他　
　　所认为的胡作非为。1376年他处死了数以百计的人，因为这些人为了简化申　
　　报手续而犯下预先在财政文件上盖印的罪行。这个案件被称为“空印案”。　
　　地方官员一直用的是一种方便的老办法，使用盖有钤印的空白的申报表册来　
　　上报运送给南京的岁入；在南京则在扣除了运送途中的折耗之后登录实际总　
　　数。这样就会消除财政申报中不符合实际的差额，因为地方官员不能预先知　
　　道运送的损失究竟会有多大。但是，皇帝对这种办法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　
　　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　
　　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他不仅严厉禁　
　　止使用空印，他甚至把所有在空印表册上有了姓名的官员一律处死。有些材　
　　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③　
　　　　　　　　皇帝本人对于粗暴地对待空印案中的官员一事请求批评。由于日月星辰　
　　发生异样的凶兆，按照传统办法，他在1376年10月22日下诏求官员们直言　

③　　1389　年版本据说保存在朝鲜的1395　年版《大明律直解》＇286＇中，高土褧和金祇编（1395　年；重印本，　

汉城，1936　年和1964　年）。实际上这个文本包含442　条，而1389　年版应为460　条。1397　年版也与此数相　
同。《直解》在朝鲜文本中是用中朝官体书法——吏读——写的。此种文本于1936　年由朝鲜总督府中枢院　
在汉城重印。它的现代版本是1964　年在汉城由法制处出版。在这一版中，吏读字体的《直解》也被翻译成　
了现代朝鲜文。　
④　《国榷》＇498＇，5，第513　页；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徐九皋编（1535　年；重印本，台北，　

1965　年；重印本，京都，1973　年），15，第1　—　2页。关于对皇帝御注的详细研究，见柳存仁：《道藏本　
三圣注道德经会笺》＇352＇，载《和风堂读书记》（香港，1977　年），1，第59—224　页。又见小郎洛瓦：　
　《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307＇，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43，1　　（1983　年6　月），第97—139　页。　
①　陈荣捷译：《道德经（据说是老子所作），第74　章》，载陈荣捷译编：《中国哲学资料》（普林斯顿，　

1963　年），第173　页。　
②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第1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　页；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　

问题》＇132＇，载《东洋史研究》，37，3　　（1978　年12　月），第12—13　页；《国榷》＇498＇，6，第542　页。　
吴晗在他的《朱元璋传》＇587＇中（第256—257　页）把“空印案”的日期错误地定在1332　年。　

…　Page　91…

　　　　　　　　　　　　　　　　　　　　　　　　　　　　　　　　　　　　　　　　　　　　　　　　　　　　　　　　　①　
　　切谏。叶伯巨的上书是最详细和最具毁灭性的。叶伯巨当时在山西平遥（太　
　　原西南）供职。当皇帝读了叶伯巨的批评以后，他盛怒之下下令用枷锁把叶　
　　伯区解到南京。叶伯巨不久便饿死在狱中。他的批评讨论了明朝统治的三个　
　　大问题：分封血亲诸王及其掌管兵权的问题；皇帝信赖严刑重罚的问题；以　
　　及皇帝建立统治的制度过于匆忙的问题。　
　　　　　　　　叶伯巨说，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　
　　剀切地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见第4章）。关于第二点叶伯巨指出，当　
　　时的文人认为他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没有被召去给皇帝供职。他说，他们之所　
　　以那样想，是因为他们确知他们会因自己的努力而被罚作苦役或受答杖之　
　　苦。叶伯巨含蓄地援引空印案为例，他批评皇帝过分地和不近人情地强调单　
　　纯的官僚集团的诚实而牺牲了效率，同时他责备皇帝没有能够劝说官员们更　
　　加努力地提高公众的道德和风尚。　
　　　　　　　对空印案展开最详尽批评的是另一位学者郑士利，他也是响应皇帝号召　
　　　　　　　　　　　　　　　　　　　　　　　　　　　　　　　②　
　　直言极谏而呈上奏章的。他也引起了皇帝的勃然大怒，因而被判处苦役。郑　
　　士利争辩说，皇帝对使用空印表册所发的脾气是不讲道理的。这种表册之所　
　　以被使用，是因为不用这个办法，对边远县份来说，要申报准确数字得花上　
　　一年时间。他还指出，原来并没有反对空印办法的法律，所以皇帝利用有追　
　　溯效力的法律来惩办人民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的任何论据都没有受到皇帝　
　　重视——总之，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1376—1377年，在行政和礼仪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　
　　改变是建立了12个省一级政府，用它们取代了元代的行中书省。这种新的省　
　　一级行政被称为承宣布政司；它与1357年创立的都指挥使司相平行。①　
　　　　　　　　1376年，两年一度分别举行的郊祀天、地之礼在施行了九年之后，皇帝　
　　感到需要加以简化。他坚持说，分别祭祀天和地是不合乎自然的，正如把祖　
　　母和祖父分开祭祀一样的不合人情。所以他命令官员们给他找出合祀的历史　
　　根据，他同时又要求另造一特殊享殿用于新的“大祀”。第一次这样的祭祀　
　　举行于1377年阴历十一月，后来它每年在阴历正月举行。1377年和1378年　
　　这种祭祀必须行之于奉天殿，因为新起的大祀殿尚未完工。②　
　　　　　　　皇帝也改了祭祀社稷神灵的许多细节。他有一般常人的想法，不愿淋雨；　
　　1368年他询问官员，如果天气恶劣时在户外进行祭祀，造一个建筑物来保护　
　　他是否可行和正确。1369年他建起了望祭殿，当他主持社稷坛的祭祀时他就　
　　可以在这里暂避了。但是，他在1377年又再作了改动：他得出结论认为，像　
　　分开祭祀天和地那样，分开祭祀社和稷也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有一名学者马　
　　上建议在皇城的午门外建一个合祀之坛。这位学者还建议，社稷坛的祭祀本　
　　来属于第二等祭祀，可以提高它的等级为大祀。他进一步提出，合祀的神灵　
　　　　　　　　　　　　　　　　　　　　　　　　　　　　　　　　　　　　　　　　　　　　　　　　　　　　　　　　　　　　　　　　　　　　　③　
　　　（这里指勾龙和周弃）的位置应该由已故的皇考来顶替。　

①　他的传记见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2—1576　页；《明史》＇41＇，139，第3990—3996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1576　页，以及《明史》＇41＇中的本传，139，第3996—3997　页。　
①　见杨联陞：《明代的地方行政》＇608＇，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　

1969　年），第1—21　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载《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集》，　
34　（安阿伯，1978　年），第38—39　页。　
②　《明会要》＇364＇，1，第87　页；《明通鉴》＇210＇，1，第180　页。　
③　《明会要》＇364＇，1，第87—89　页以下；《明通鉴》＇210＇，1，第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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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皇帝的祖先们也在皇帝的祭典中被抬到了重要的地位。皇帝　
　　的父亲早已配享了天地。1369年，皇帝的父亲已配享天于方丘；1370年又使　
　　他配享于圜丘。这些步骤把皇族抬到了空前的高度。　
　　　　　　　胡惟庸的权力在1376年和1377年开始增长。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1355　
　　　　　　　　　　　　　　　　　　　　　　　　　　　　　　　　　　　　　　　　　　　　　　　　　　　　　　　　　　　　　　　　　　　　　　　　　①　
　　年参加朱元璋幕府，从1357年以来便赢得了他的领袖的尊敬。在1373年和　
　　1377年之间，他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李善长和李文忠在这时的地位比他的　
　　更重要。但是，胡惟庸在1377年开始得到皇帝越来越多的恩眷。1376年李　
　　善长在他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　
　　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1355年以来即给朱元　
　　璋服务；他可能嗜酒，肯定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总而言之，当　
　　李善长的跟从者之一胡惟庸升为丞相时，汪广洋就成了胡惟庸的下级助手。　
　　派系斗争和官场中的紧张情况开始影响政府的工作。　
　　　　　　　在面对派系纷争和情报被切断的情况下，皇帝开始扩展权力到情报的搜　
　　集和传递程序方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　
　　政的要件；这就是通政司，它应该审查一切命令，并且让“实封直达御前”。　
　　②他也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想要促进地方　
　　上的下情得以上达。③　
　　　　　　　　已知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