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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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些文件见于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41—48　、74—78、86—92　页。关于详细的分析，见王　

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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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又给其他九名品级较低的将军封了侯爵与伯爵，以酬报他们在内战中的　
　　劳绩。①　
　　　　　　　永乐帝在他的统治时期继续对积有军功的军官封以同样的贵族称号。　
　　1408年8月，他封张辅将军（1375—1449年）为公，又封柳升（1437年死）　
　　为侯，因为他们平定安南有功；另外，他在1409、1412、1419、1421和1422　
　　年又分别对在对蒙古作战中有功的一些将军们封了侯爵和伯爵。后者包括某　
　　些蒙古的将军，如吴允诚　（把都帖木儿，1417年死）在1412年封了侯爵；　
　　薛斌（脱懽台，1421年死）在1412年封了伯爵；以及薛贵　（脱火赤，1440　
　　年死）在1422年封了伯爵。这些封赏表示，皇帝并不歧视他的蒙古族将领，　
　　认为他们也一样应该根据功绩得到奖赏。①　
　　　　　　　皇帝就这样建立了一个世袭的军事贵族阶层，让他们成为他的军事建制　
　　的基础，同时成为他的征战中的主要军事领袖。这些贵族们并未得到特别高　
　　的俸禄：公爵每人2500至2200石禄米，侯爵每人1500至800石禄米，伯爵　
　　则为1000石；但是他们占据着有特权的品级，这种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远远　
　　超过了他们所能得到的物质福利。他们享有皇帝的信任；他们作为皇帝的代　
　　表节制着最重要的部队；他们没有诸王子与之竞争，因为后者已被建文帝不　
　　费力地从军政职务上撤换了下来；同时，他们还不受文官的限制。②　
　　　　　　　乍看起来，这种大封军事贵族之风很像洪武帝所推行的政策，但它们之　
　　间却有重大的不同。洪武帝所封的贵族大多数是他原来的战友们；他们享有　
　　很高的社会特权，自有一帮追随者，因此他们拥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终于　
　　被开国皇帝视为对王朝长治久安的严重威胁，从而被无情地加以清洗。永乐　
　　皇帝所加封的将军们在1399年的社会地位本来很低，而他们之所以得受封赏　
　　是因为他们在内战中给燕王出了力。为了防范他们抗命，皇帝不把正规军交　
　　给他们指挥，而是让他们节制原在建文朝廷中那些带兵的将须们所带的部　
　　队，或者为了特殊任务让他们带领从全国各卫所抽调来准备搞军事屯田的那　
　　些部队。因此，这些将军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同他们所带的部队加强个人关系，　
　　还不得把自己树立为能向皇权挑战或破坏皇权的独立的权势者。③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皇帝还经常御驾亲征，跟他的下级军官们一起战　
　　斗；这就加强了他和他的军事贵族们之间的关系，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并且　
　　促进了他们对他的个人忠诚。在1410年和1414年的头两次对蒙作战中，他　
　　使用了1402年册封的几名将军作为他的副手，而且终他之世他总是给那些在　
　　这种战争中有功的人以封赠。因此，这些军事贵族和皇帝都亲如一体，同时，　
　　由于他们依靠君王的恩宠，所以都表现得极忠诚，打仗极勇敢，他们中的有　
　　几个人在讨伐蒙古的战斗中还以身殉职。只有一两次对军事贵族的指控，但　
　　这些指控都起因于他们行为上有过失而不是因为不尊重朝廷，并且没有导致　
　　清洗扩大化的案件，象太祖当年的所为那样。总而言之，军事贵族大大地加　

①　这问题的详细讨论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　节。　
①　我们这里关于内战的叙述是据王崇武著作的评价中关于此时的更具批评性的记载综合写成的，见王崇　

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特别是第53—102　页；寺田隆信：《永　
乐帝》＇510＇，第71—127　页；陈大卫　（音）：《燕王的篡位》＇20＇，第5　—　8　章；以及德雷尔：《明初政治　
史》＇146＇，第5　章。　
②　公关于耿炳文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8　页。　
③　关于李景隆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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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他们也大大地增长了军方的特权，同时也大大地有　
　　助于在永乐帝时代在反对外国民族的战斗中取得各种各样的胜利。　
　　文官之治　
　　　　　　　在改组文官政府的时候，皇帝首先重建了在动乱的内战中陷于混乱的帝　
　　国的官僚体制。他通过重建帝国的官僚政制取得了士大夫的支持，其中有些　
　　人曾在前朝服务，另外有许多人可能仍然心怀不满，把他视为篡夺者。他在　
　　历次战役中作出的争取他们支持的努力大大地牵扯了皇帝的注意力和精力。　
　　但是，这些努力给永乐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乐帝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他父亲的制度，这些祖制已被建文帝放　
　　弃了。一方面他保留了洪武帝的基本行政结构，一方面他的改组又注入了革　
　　新的内容，以矫正从前时代安排上的失误和适应变化中的需要。第一步是先　
　　组建新的内阁，使之作为皇帝和官员之间的联系桥梁而在内廷发挥作用；这　
　　样就弥补了1380年取消外廷的中书省之后所引起的结构上的缺点。内阁马上　
　　变成了官僚政制的主宰，并且作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执行机构来进行工作。　
　　　　　　　永乐皇帝即位后不久就着手组织新的内阁：他任命七位学者到翰林院的　
　　高级岗位上来，然后让他们担当国家事务的主要顾问。开始时是在1402年8　
　　月和9月分别任命解缙（1369—1415年）和黄淮（1367—1449年）做翰林学　
　　士。不久又任命了胡俨（1361—1431年）、胡广（1370—1481年）、杨荣（1371　
　　—1440年）、杨士奇　（1365—1444年）和金幼孜　（1368—1431年）。这些　
　　人都很年轻，又都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方，都是因他们优异的文学才能和行　
　　政经验才入选的，尽管他们几乎都在建文朝廷服务过。除了胡俨、解缙和杨　
　　　　　　　　　　　　　　　　　　　　　　　　　　　　　　　　　　　　　　　　　　　　　　　　　　　　　①　
　　士奇以外，其余的人都在建文时代中了进士试。在洪武朝，这种翰林学士马　
　　上会加大学士衔；现在在新皇帝统治之下要到晚些时候才能加这个衔。但是，　
　　虽然他们享有很大权力和势力，他们的品级却比较低，高不过正五品。他们　
　　全都任职于皇宫内的文渊阁（1421年以前是在南京，以后是在北京），所以　
　　他们能随时待诏。这种办法也和洪武时代的不同，在洪武帝时期这些大学士　
　　都在禁城内的四殿二阁供职。②　
　　　　　　　这些步骤导致内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炙手可热的翰林学士开始成　
　　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和作为皇帝与官僚政制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人。在洪武朝　
　　代，大学士主要是在内廷起草制诰；现在这些新翰林学士则能够与皇帝进行　
　　个人接触，决定国家事务，参与制定政策。他们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员开联席　
　　会议审议国事，但是他们逐渐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为他们很容易接近皇　
　　帝。皇帝无论驻跸在什么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学士召到身边：1402年年　
　　到1409年在南京时是如此，1409年到1417年在南京和北京两地时是如此；　
　　以后定都北京时也是如此。　
　　　　　　　皇帝甚至在1410、1414、1422、1423和1424年几次讨伐蒙古的战役中　
　　也随身带着几位大学士。在这些情况下，皇帝让太子朱高炽（1378—1425年）　
　　——即后来的洪熙皇帝——先是在南京、后来是在北京留守，看管政府，并　
　　且指派他的秘书班子的成员做太子的顾问。这种安排在他后来的统治年代中　
　　变得司空见惯了，因为皇帝这时经常离开京师，内阁就变成了一种政府的内　
　　阁。这种办法使得太子和大学士更加密切了关系，它在永乐帝死后对稳定政　

①　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　页。　
②　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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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起了作用，因为这些人一如既往地继续为皇帝服务。　
　　　　　　　皇帝在1402年挑选了那七名翰林学士之后再没有选用新的大学士。除了　
　　胡俨在1404年另就国子监祭酒外，其余的人都任此职许多年，其中有四个人　
　　一直到死。在永乐之治的初年，解缙是这些人中的首席学士；但是他在1411　
　　年被囚禁，并在四年之后死于狱中，因为他得罪了想取代朱高炽为太子的皇　
　　帝的次子朱高煦。解缙曾经竭力支持朱高炽为太子，而强烈反对另换朱高煦。　
　　①　

　　　　　　　皇子争嫡的斗争的卷入也使得黄淮和杨士奇失宠并于1414年被拘禁，因　
　　为他们也捍卫太子朱高炽，反对朱高煦的指责，即所谓朱高炽在皇帝离京远　
　　征蒙古时在南京处理国事中未能恪尽职守。杨士奇马上被释放，但是黄淮一　
　　　　　　　　　　　　　　　　　　　　　　　　　　　　　　　　　　　　　　　　　　　　　　　　　　　　　　　　　　　　　　　　①　
　　直被囚禁到1424年，在永乐帝去世后立即官复原职。在解缙于1411年倒台　
　　以后，胡广变成了首辅；胡广在1418年死后，杨荣接了他的位置。胡广和杨　
　　荣——同金幼孜一起——有一两次跟随皇帝讨伐过蒙古部族。杨士奇一直跟　
　　随太子，终于在1424年上升为首辅，迄1444年他去世时都未离开过这个职　
　　　　　　　①　
　　位。　这个大学士集团终永乐之世一直在职，并一直献身于皇帝的各项政策；　
　　他们是永乐帝重建文官政府中的柱石。　
　　　　　　　皇帝用专门知识的标准仔细地挑选六部首脑；和大学士的情况一样，他　
　　也让他们长期任职，让行政官员酌情处理行政细节，比明太祖放手得多。这　
　　种办法保证了文官政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长期任职的尚书包括吏部尚　
　　书蹇义（1363—1435年），在1402至1421年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1366—　
　　1430年），从1409年到1424年任礼部尚书的吕珍（1365—1426年），分别　
　　在1404至1415年和1409至1421年任兵部尚书的金忠（1335—1415年）和　
　　方宾（1421年死）；分别在1405至1422年和1407至1416年任工部尚书的　
　　宋礼　（1422年死）和吴中　（1372—1422年）。②　
　　　　　　　和新任命的大学士一样，这些关键性的尚书都是少壮派，四十来岁。事　
　　实证明，他们全都是很优秀的尚书：在永乐帝整个统治时期任吏部尚书的蹇　
　　义是文官制度的设计师；一直到1421年被拘囚时为止同样地担任户部尚书的　
　　夏元吉是一位理财能手；1422年去世之前一直任工部尚书的宋礼负责监督迁　
　　都至北京的工作。政治的连续性只有一次严重地中断过，那是1421年当夏元　
　　吉、吴中和方宾因反对第三次征讨蒙古之议而使他们的宦途经受危险，因为　
　　他们主张减轻人民的财政负担比出兵更重要，这便激怒了皇帝。方宾自杀了；　
　　夏元吉和吴中被囚禁，直到皇帝驾崩以后才官复原职。　
　　　　　　　　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