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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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王精通汉族文明，如果他不是死于1285年（即死于他父亲之前），他就会
把这种学识带上帝位，现在却要经过六个几乎完全令人失望的君主的统治之
后，汉族文明才终于在第二位皇帝身上体现了出来。另外，如上所述，把文
① 宋濂等编：《元史》＇490＇ （1369—1370 年；重印本，北京，1976 年），76 （不标明页或叶的数字一般表
示卷、册等，全书同）。
① 赫伯特·弗兰克：《蒙古诸帝能够读和写，而且能够写汉文吗？》＇166＇，载《大亚细亚》，新编，3 （1952
年），第28—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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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推上台的政变代表了蒙古人政治中“儒家”一派的胜利；这一派强调君主
的利益在于治理好汉族国家。
文宗当皇帝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京师新立一个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作
②
为内廷的官署，名之为奎章阁 。与此同时，宫廷内还有几位地位很高的贵族，
如马札儿台即是。他的儿子脱脱在元朝最后一个君主时期是主张以汉族方式
治国一派的领袖人物。马札儿台干劲十足地和汉族上流学者交往，聘用他们
③
为西席，而且在宫廷内赞助汉学知识。到了14世纪，许多有特权的中亚和
西亚人 （色目人）已变成了汉人文化精英中有学识、有文化修养的成员，这
表明了汉族的各种价值观有同化异族的能力。正在这时，即从14世纪的20
年代到40年代这几十年中，有许多出身中国中部文化高度发达的心脏地带的
优秀古典学者和文人学士纷纷投效元朝廷，其中大多数人是经过荐举和直接
任命的方式来任用的，但也有人是通过新开的科举考试而得到任用的。整个
说来，年轻人继续学习古典知识，为从事士大夫的生涯作准备，他们不会相
信他们伟大的文明规范不会再度得势。在 14世纪的前半期，私人书院兴盛起
来；精英阶层通过它们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来维持这种教育。出现了许多重
要的地区级和地方级的学术中心：浙江北部的金华强调学习经典著作以致
用，造就了一些急于在政府中想大显身手的学者。在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
中，这个学派培养出来的许多知名之士都前往明初的朝廷中以优异的成绩效
力，并且左右着明初的学术和政治。①
对精英集团的态度和活动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精英
阶层一般地说来已经接受了蒙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图维持传统的参加政
府的方式。他们从未使蒙古封建领主们完全接受他们。甚至文宗也只统治了
四年，而且统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误中的许多令人失望的迹象实在太明显
了，这些迹象被归咎为没有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不过，儒家要
人们更完全地采用传统、担负公共责任和从事建设性服务的要求一直强烈地
存留在许多精英分子心目中，虽然也有许多人被拒不录用，因而以独立特行
的方式退隐，只致力于家务和地方事务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追求。他们在元
王朝的最后年代中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不能在国家事务中享有高官厚禄，许
多精英人物贫困了下来，这就迫使他们要改换门庭，去做吏胥、教师、职业
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这就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造成了不正常
的关系。
因此整个地说来，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
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一
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
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
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特别是
那些没有维持传统社会规范的借口的人——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
合作。某些现代历史学家责怪14世纪中叶的精英阶层可耻地缺乏民族精神。
② 姜一涵： 《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73＇ （台北，1981 年）。
③ 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 年），特
别是第169 页以下。又见小郎洛瓦；《虞集与他的蒙古君主》＇306＇，载《亚洲研究杂志》，38，1 （1978
年11 月），第99—116 页。
① 见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以及本书本卷的第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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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了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异族的束缚和重建本民族的统治的时候，他们
却迟疑和消极起来，十分缺乏爱国主义的热情。更为可耻的是，在蒙古人被
逐出了以后，某些精英分子还对他们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这一段往
事写文章大唱赞歌。这种说法如果是用来评判元末明初的精英阶层，当然有
时代错误之感，因为它指的问题不是那个时代部分精英阶层——或者实际上
是平民阶层——的部分意识，用它来描绘对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说颇有意义的
各种问题和力量，对我们倒是更为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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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权力的瓦解
关于14世纪中叶元衰落时期政治挑战和叛乱的简单的划分，提供了政治
上持不同意见者采取的下面几种各不相同的形式：
（1）作为事实上的军阀的元王朝地区级领袖。
这类领袖们经常变来变去，有时真正效忠于皇帝，有时只在名义
上效忠，甚至在不承认中央权力合乎自己个人利益时便宣布自
治。
（2）居官或者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他们聚集了有限的地方资源，以便
维持比较小规模的、未经官方授权的防御能力。
（3）盗匪，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有良好组织基础的走私贩子；当政府越
来越不能控制他们的劫掠时，有些股匪就扩大他们的行动，转而
求取政治合法性的地区级的军事权力。有些人还要僭取封号和权
利，或者要元政府 （它不顾一切地想赢得他们的合作）给以这种
封赏。
（4）秘密会社运动，这是有群众参加的组织。它们是民间佛教内部的松
散的明教组织，也是向往千年至福的宗教组织。它们蔑视正常的
权力源泉，显示着有能力搞黑社会的团结和与政府彻底决裂，因
此使他们的行为比普通叛乱分子更趋于极端。这个时期所有这一
类的重要活动都在“红巾”军的名义下松散地联合了起来。
上述这些类别不能用来静止地叙述叛乱运动。它们都有可能变化，正如
同形成明王朝的那个叛乱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那个叛乱最初也不过是一个
秘密会社运动，但是约在15年时间之内它就变成了“儒家”性质的王朝，迫
切地要求合法性和恢复传统。可是当我们一一列举1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的那些事件时，上述分类法能作为我们有用的起点。
在为元王朝效命的地区性领袖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和在明王朝崛起的历
史中肯定是这些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的是扩廓帖木儿 （约1330—1375年）。
他的事迹开始于他的养父察罕帖木儿（1362年死）。察罕是突厥族主要的乃
蛮部的第四代酋长；他们原住在河南东部边境的沈丘县。自从察罕帖木儿的
曾祖父在13世纪初帮助蒙古人平定了河南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安全了。
虽然在元朝对中国居民的管理体系下他们被官方划分为中亚人（色目人），
但乃蛮已高度蒙古化；到了第四代，这个家族看来已同时被蒙古和汉文化所
同化。察罕帖木儿曾经赶过科举考试，但没有进士（即最高的学位）及第。
他有时用汉姓李。在为蒙古人和色目人开的特科中，他可能用李察罕的名字
应过试。
总而言之，他的能力和他的野心都是重武而轻文的。当战乱蹂躏了华北
平原而从14世纪40年代起它又从今天的安徽蔓延到邻近的河南的时候，他
开始创建了一支保卫家乡的兵力。他接着镇压了红巾军，后来又试图在河南
建立一个地区性根据地，其首府则设在安徽河南边境上的几个流动地点上，
而在1358年和1359年竟然一度设在开封。他在1352年带了几百人的队伍第
一次上战场，并打了一系列胜仗；那时，红巾军正在安徽西部和河南中部横
扫各府州县，事实上没有遇到政府正规军的抵抗。朝廷自然给察罕帖木儿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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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又封爵，鼓励他扩编自己的军队，准许他主管全行省。他早期的胜利是
靠与李思齐合作而获得的；李思齐是河南南部罗山县人，也是一个不安分守
己的地方亡命之徒。这两个人是地区性军阀这种新现象的典型代表，即名义
上支持朝廷的权力，但却建立独立于朝廷的自己的根据地。
到了14世纪50年代之末，察罕帖木儿是奉蒙古人旗号的最有势力的地
区性领袖，也是河南行省政府的首脑（平章），其势力已扩及山西、山东和
畿辅行省，甚至也远及陕西。他的被保护人李思齐以陕西为根据地也在西北
取得了主宰一切的地位。阴谋和派系冲突使丞相脱脱于1355年1月被解职，
虽然后来在高邮（今江苏北部）对张士诚（1321—1367年）叛军的征讨取得
了胜利，但朝廷却丧失了它最后一位能文能武的领导成员。朝廷步履艰难地
在恶毒的斗争中运用仅余的一点帝国的权力。察罕帖木儿在各行省都有对
手，因为他们支持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地区性领导权应该导致他去掌握
朝廷的命运，如果他有这种野心的话。但是他厌恶宫廷政治，所以他可能认
为掌握他正在华北平原建立而又在迅速扩大的、兼有文武两方面功能的政府
会更加安全。可是，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性军事领袖和朝廷中的某些成份都
妒忌他日益增长的权力。他最重要的敌人是蒙古的孛罗帖木儿（1365年死），
即皇后的父亲和山西大都督兵农司使，他不想让察罕帖木儿享有该地区重要
的剩余粮食。他斗争的第一步是想推翻察罕帖木儿，然后消灭扩廓帖木儿；
这种活动左右了朝廷并使政府陷于瘫痪，一直到孛罗1365年死时为止。
察罕帖木儿很显然是僭越了皇帝的权力，以便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他忽
视朝廷的命令；他擅自任命官员和调动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伺机制服
孛罗帖木儿和扩大自己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我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其实
无意控制朝廷，也不想取代朝廷，即令他的行动有时很含糊不清，足以引起
人们真正怀疑他的目的。元朝的两位将军田丰和王士诚以山东西南的济宁为
根据地，朝廷也正在倚重他们防御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