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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辛亥:摇晃的中国-第4部分

小说: 辛亥:摇晃的中国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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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也没有多少人自愿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钱发下来,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所以,没有钱,兵招不来,没有枪,招来了也没有用。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招来了,即使有枪,也没太大的用。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看当时的老照片,革命军的阵地,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人挤人地排在一起射击,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高低合适,肯定就会伤亡。但是不这样,兵也许就散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扩军,人虽然多了,老兵分散在各处,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但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新军已经练了几年,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听话的河南人,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两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被严重放大,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已经聚集了三万多人,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枪械精良。连北京的官僚富商,在袁世凯到来之前,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在这半个月里,湖北各地纷纷起义,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功夫,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当然,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立宪党人的首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人们奔咨议局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汤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汤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霖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镇冰身边做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是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汤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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