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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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把陈顼送回陈国后，两国便恢复了正常的邦交，五年没打仗了。北周宇文护却不满于现状，总觉得陈顼这个放回去的“人质”没能带来更多的好处。他压制住国内反对出兵的声音，以周武帝的胞弟、卫国公宇文直为总督，大将军权景宣和元定分别率领水军和陆军南下，援助华皎。
在荆州江陵，后梁宣帝萧詧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梁明帝萧岿。此人很热衷于对南朝作战，欣然接受了华皎的归降书，派出柱国王操率两万水军与华皎会合。
周、梁援军与华皎本部军队兵分水陆两路：水军由华皎统领，包括权景宣的北周水军与王操的后梁水军，顺流而下，屯兵长江上的白螺矶（今湖北监利东南）；陆军驻扎在鲁山，由宇文直指挥，其中元定的几千北周步骑兵进围郢州。南陈也不示弱，吴明彻溯江而上，与华皎相持，淳于量则驻军夏口，阻住元定的退路。一时间，周、梁、华、陈四方军队纵横驰骋，甚是热闹。
华皎得到援军，信心倍增，水军船队从巴陵浩浩荡荡地出发，顺流乘风，很快就在郢州附近的沌口与吴明彻等人的陈军相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水战开始了。
华皎的周梁联军占据上游，优势明显，尤其是主力船只体型庞大，船上置有拍竿，令陈军难以靠近。所谓拍竿，实际上是一种大船上配备的重型武器，一般的形式是：在船上竖起桅杆，每根桅杆上固定一道粗壮的横杆（类似巨型投石机的杆臂），一头悬上大石，伸出船外，另一头用绳索连接辘轳，由多名士兵控制，一旦敌船行驶到攻击距离内，就驱动拍竿砸下大石，将其击碎。拍竿作为水战利器，最初出现在晋代，到了南北朝后期使用逐渐频繁起来。陈军船上也有拍竿，但数量和威力远不及周梁联军。
吴明彻和淳于量并未被联军的气势吓跑，他们分析战势后，终于想出了应敌良策：花重金在于军中募集一批敢死队员，驾驶多艘小船冲向华皎的船队，不断进行骚扰。联军使用拍竿反击，小船顿成碎片，可是联军的石块也消耗完了。这时，淳于量才指挥陈军的大船用拍竿发起攻击，失去拍竿威力的联军大船无法拒敌，全部被击破沉没于长江之中。
华皎不甘失败，又用船装上干柴，点上火，向陈军驶去，打算焚烧陈军船只，不料风向突变，反而把自家的船给烧着了。于是联军大败，华皎、戴僧朔、宇文直等人乘小船逃往后梁。元定的军队攻不下郢州，仓皇退到巴陵，被先期占领巴陵、长沙等地的陈将徐度、杨文通生擒。
吴明彻乘胜追击，一举攻克后梁的河东（今湖北松滋一带），又在第二年（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兵临江陵，引水灌城，梁明帝吓得逃往纪南（今湖北江陵北）。眼看江陵城危在旦夕，北周也不想丢掉这个附庸，大将军田弘率领周军协助后梁军队日夜苦战，终于打败了陈军。吴明彻见后梁后援强大，就势退到公安，梁明帝才得以返回江陵，继续维持他的傀儡政权。
陈顼平定了华皎的叛乱，扫除了忠于文帝的势力。光大二年年底，他借太皇太后（即陈伞统络锏哪盖祝┑拿睿系舫虏冢粤⑽郏脑ǎ俏赂咦谛⑿邸Ｓ止肆侥辏虏诒┍校杲鍪咚辏渲械哪谀唬幌担琳叽蟾乓材懿赂霭司挪焕胧恕�
十、三十年后河东
宇文护征讨陈国，以为能够乘人之危，结果得不偿失，周、陈关系陷入僵局。宇文护派当年护送陈宣帝回国的杜杲出使陈国，向陈宣帝阐明利害，两国才重新修好，避免了进一步的军事冲突。
宇文护急于与陈国讲和，是利益使然。一方面，在长江流域作战，北周的确不是经验丰富的陈军的对手；另一方面，北周也需要排除干扰，专心对付东方的强敌——北齐。
北齐帝国家大业大，却被高洋起了个坏头，从立国之初，到最后灭亡，基本就是个“疯子帝国”。不仅如此，北齐的皇帝普遍还有两个特点：第一、长得帅，第二、短命。
“长得帅”不难解释，高欢是“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娄昭君也算鲜卑美女，他们后代的长相自然不会吃亏。唯一的例外是高洋，怎么看也不像是高欢和娄昭君生出来的（有人推测，高洋出生前，高欢夫妇正好是在尔朱荣的军旅之中，外界压力过大，导致他先天发育上的缺陷），倒像捡来的一般，也怪不得娄昭君对他很不待见。
“短命”是从高澄时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的“传统”：高澄被厨子刺杀，活了二十九岁；高洋酗酒，三十一岁上了西天；高殷更惨，十七岁就被叔叔高演杀害；高演在侄子死后不久就遭了报应，和高殷一样，他在位的时间也不到一年。
高演的死因，大致有三种说法。《资治通鉴》上说，有一次高演外出打猎，坐骑被一只忽然窜出的大兔子吓倒（没错，就是兔子！），狠狠地坠落在地，把肋骨给摔断了，不治而亡。这是“摔死说”。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说，高演生性至孝，母亲娄昭君患病针灸，他握拳代痛，娄昭君的指甲抓入掌心，血流满手。娄昭君病好了，高演则因为感染病菌去世。这是“病死说”。
第三种说法源于《北齐书》和《北史》，野史又进行了演绎，说高演夺了帝位，杀了侄子，心神不宁，常在宫中看见高洋和杨愔等人的鬼魂飘来飘去，对他扬言报仇。高演害怕，渐渐精神恍惚，身心憔悴，便想用校场演武的方式驱鬼，不料坐骑被兔子吓倒，坠地而亡。这种说法的后半部分与“摔死说”相似，但更具传奇色彩，不妨称为“吓死说”。
不管是哪种死法，临终的高演一定是后悔不迭。娄昭君探病，向他反复询问高殷的去处，高演理亏，无言以对。老太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悲愤，当场扔下一句话：“你不听我的话，杀了他，活该抵命！”高演就这样在痛苦和悔恨中死去了，终年二十七岁。
高演是高氏兄弟中唯一不嗜杀的皇帝，除了杀害高殷，他没有什么劣迹。他革除高洋时代的弊政，重视官员的考核与任用，北齐朝政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高演志在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曾请太子中庶子卢叔武等人撰写了《平西策》，作为与北周作战的指导性文件。
如果高演不杀高殷，是否就不会碰上大兔子，是否就不会早死，是否就可以带领北齐走上康庄大道？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高演吸取哥哥高洋的教训，没有把皇位传给太子高百年，下诏由弟弟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并且告诫他说：“高百年无罪，你可将他好好安置，不要学我。”
北齐的皇帝宝座，继续按照兄终弟及的模式向下传，轮到了高欢第九个儿子高湛的手中。高湛就是北齐世祖武成帝。
高湛外表俊美高大，是符合北齐皇帝特征的典型帅哥。漂亮孩子谁不喜欢？高欢也不免俗，对他格外钟爱，与柔然和亲时，为他迎娶了阿那瑰可汗的孙女。父母过度的溺爱没有造就经天纬地的男子汉，倒是把高湛惯成了一个无德无才的绣花枕头。
高演做上皇帝，高湛出了不少力。高演怀疑高殷时，他也在邺城，心不自安，就找来宗室高元海，求教应对策略。高元海不冷不热地回答说：“皇太后身体健康，皇上孝悌友爱，殿下不必胡思乱想！”高湛急了，发火说：“我找你来是听这些的吗？”他把高元海关在自家后堂，逼他想对策。高元海没办法，绕着床折腾了一宿，提出上中下三策，并声明：“依我看，这三个策略殿下一个也不会用。”
高湛也不生气，马上让高元海说上策。高元海说：“殿下效仿汉朝的梁孝王，带上少数几个贴身侍从去晋阳，先见太后，请求哀怜，然后再去见皇上，交出兵权。直到老死，不问朝政。此为上策。”高湛觉得不妥，接着问中策。
“殿下向皇上上表，就说自己权力太大，恐怕遭受嫉恨，请求外放到青州和齐州去做刺史，必能解除疑心，此为中策。”
高湛摇摇头，说：“去青州这样的鬼地方不算个事儿，你再说说下策吧。”
高元海愁容满面：“我怕诛连九族……”高湛强令他说。
“下策就是，干脆起兵，拥立济南王（高殷）复位，杀掉帮凶高归彦，号令天下，讨伐不臣。”
讽刺的是，高湛对高元海这个造反的主意却很感兴趣，可是他胆小不敢干，又不好意思告诉高元海，三个策略他确实一个也不会用，就找“专家”占卜。没想到答案是：“什么也不做，就是大吉。”高湛笑了，鬼神知我心啊，就什么也不做了。（由此可以看出，高湛压根儿没有什么魄力，即使明明知道怎样做有利，也不去做，最后只能凭运气了）
结果高湛还真撞上了狗屎运，不但没有任何生命危险，还白捡了一个皇位。高湛一上台，北齐的噩梦正式开始了。
高湛即位很顺利，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号称拥有六军的平秦王高归彦。高演去世时，高归彦主动跑到邺城，迎立高湛，被拜为太辅。高归彦居功自傲，朝中大臣们都看不惯他，纷纷在高湛耳边数落他的短处。高元海对高湛说：“高归彦当年被文宣帝重用，统领禁军，却背弃了托孤的誓言，依附孝昭帝（高演），导致济南王被废，如今他又那么拥护陛下，绝对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将来必成祸乱。”高湛一听有理，就把这位拥立有功的族叔外放为冀州刺史。
高归彦在冀州待了半年，越想越不平衡，就打算在高湛去晋阳的时候，乘虚占据邺城。谋划还没成形，就被手下的郎中吕思礼给告发了。高湛命大司马段韶、司空娄叡率兵讨伐，高归彦仓促闭城拒守，手下支持他的人只有四万。
高归彦登城，气得直骂：“孝昭皇帝驾崩，我拥兵百万，主动拥立陛下。真要造反，那时候早反了，还用等到今天么？我是看不惯高元海那样的佞臣在皇上面前构陷忠良，只为杀掉他们，一雪耻辱！”
高归彦不是高湛大军的对手，城破出逃被擒，押到邺城。高湛将高归彦及其子孙十五人，全部斩首。
杀个把功臣，对于高湛来说还不过瘾，他认为应当向哥哥高洋学习，玩点更“浪漫”的东西，跑到高洋遗孀李祖娥的昭信宫中，二话不说就要亲热。李祖娥拼命挣扎，高湛便威胁说：“若是不依从我，就杀了你儿子。”这种无赖流氓的招术大约是从高洋那儿学来的，而且还强过高洋，反正把李祖娥都吓住了，只好顺从。
高湛尝了一回甜头，以后就频繁出入昭信宫，搞大了李祖娥的肚子。太原王高绍德去看望母亲，李祖娥躲着不见，高绍德就在宫门外大叫：“母后以为孩儿不知道么？母后肚子大了，所以不想见我！”
李祖娥羞愧难当，几个月后生下女儿，就给淹死了。高湛勃然大怒，说：“你杀了我的女儿，我难道不能杀你的儿子么！”派人把高绍德抓来，当着李祖娥的面，用刀环活活打死。李祖娥眼睁睁看着儿子的惨状，哭天喊地，几乎晕厥。高湛还不解恨，又扒光她的衣服，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裹在袋子里，扔进宫外的水沟。李祖娥也够命大，一通折磨下来居然没死，高湛懒得再搭理他，把她送往佛寺剃发为尼去了。
高湛对高洋的妻儿如此狠毒，对于高演千叮万嘱请他放过的前太子、乐陵王高百年，也不例外。
河清三年（公元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