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后全传-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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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猝发变乱，多亏曹氏临危不惧，措置有方，才没酿成大祸，可谓功在社稷。然而，说不清是由于那天夜里受了什么刺激而导致了神经错乱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缘故，赵祯对此却莫名其妙地另有看法：平时很少到曹氏殿中就寝，为什么偶尔来一二次就遇上了变乱的事，为什么曹氏知道乱党会放火？难道她与乱党有什么事先勾结好的默契吗？她会不会借这件事来抬高自己，要挟甚至谋害寡人呢？这些念头在赵祯头脑里或许转瞬即逝，却使他在原先就对曹氏不怎么欣赏的基础上，又添上了一层疑心，在后来向大臣们介绍变乱情况时，他就只字不提曹氏的功劳，而是无中生有地大谈得他盛宠的张美人如何如何，把护陛之功一股脑儿全栽到了张美人的头上。枢密使夏竦揣度他的旨意，立刻顺竿往上爬，倡言应尊崇张美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王贽居然更进一步地心怀叵测地说，那些叛贼是在皇后寝殿附近作乱的，请求追究其事，企图动摇曹氏的地位，好为尊崇张美人作铺垫。这种明摆着颠倒黑白、恶语中伤的论调，赵祯听来特别顺耳，更加重了他的猜疑，他此时大概真的产生了废黜曹氏另立张氏的想法，所以他不但不对王贽的话做一丁点儿批驳，反而学来向御史何郊等人转述。幸亏何郊能处以公心，说：“此奸人之谋，不可不察。”梁适也说：“即使闾巷小人也不忍心轻易休妻，陛下乃万乘之主，岂可再乎。”赵祯冷静想想，觉着对曹氏的猜疑确实是捕风捉影，毫无真凭实据。在许多人看来，把曹氏的功劳掠为张美人之有已属过分，若再反功为过，毫无道理地把曹氏废掉，赵祯自知真有点心虚理亏。所以不得不打消了曾经产生过的废黜曹氏的念头。
赵祯的这些鬼胎，曹氏是不会不有所觉察的。此后，她更加谦谨，专求清静，除了埋头种粮养蚕、读书习字外，无所事事，即使赵祯或张氏有些明显的不合礼法的做法，也不再与之较真。这时张氏已升为贵妃，在宫中，她拥有的权威实际早已超过了名为皇后的曹氏，为了更加显示一下自己的非凡气派，有天张贵妃竟然想请赵祯向曹氏借来皇后用的伞盖仪仗，出宫去风光一番。赵祯仍记着曹氏的脾气，怕碰钉子，让她自己去借。张贵妃到曹氏那里一说，曹氏非常痛快地借给了她，丝毫没有一点不满的神情。张贵妃喜气洋洋地回来告诉赵祯，这时赵祯反倒觉着不太合适了，好言劝道：“国家的文物仪仗，上上下下都是各有等级的，你打着皇后的伞盖出去，外朝怎么议论？”张贵妃讨了个没趣，只得作罢。
靠着这种极力的谦谨，曹氏避免了发生矛盾冲突，危及自身的一切可能。赵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曹氏皇后的尊严，但他曾经产生过的对曹氏的那点疑心，却一直埋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
公元1055年除夕，夜间暴雪纷纷，赵祯赤着脚在院里祈祷上天，受了严重的风寒。天亮时分，雪住天晴，已是嘉祐元年（1056年）的正月初一了，赵祯照例登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御座前的帘子刚刚卷上去，突然赵祯一阵晕眩，脑袋往扶手上一歪，昏厥过去，左右侍者赶快放下帘子，有人用手使劲撬开他的嘴巴，抠出一些浓痰，他才慢慢苏醒过来，重新卷起帘子，草草举行完了朝贺之礼。初六日，契丹使者入宫告辞，在紫宸殿设宴款待，赵祯坐在殿上，忽然大喊大叫：“快召使者升殿，朕几乎见不上了！”接着又呜呜噜噜说了一大套语无伦次的话，侍者连忙把他扶回后宫，从此赵祯便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动不动说些胡话。第二天，宰相们到内东门小殿问安，只听赵祯指着侍立的曹氏大喊：“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你们快把她抓住砍了！”张茂则是个一直不被赵祯喜欢的宦官。一听此话，吓得魂不附体，立即回到住处上吊自杀，多亏被人发觉救下，才没死成。文彦博把他找来训斥说：“皇上有病说胡话罢了，你怎么这样？你若死了，让皇后何以自容？”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赵祯这种病中的胡话，恰恰是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真实思想的暴露，曹氏虽没有吓得像张茂则一样自杀。但也不能不心惊肉跳，惊恐万状，再也不敢出现在赵祯面前了。直到赵祯痊愈之后，她才与赵祯恢复了例行的往来。
公元1062年，年已53岁的赵祯曾经有过16个孩子，其中的3个男孩和9个女孩出生不久就相继夭折。现在他膝下除了4个公主外，没有一个儿子。还在嘉祐元年他突得重病时，大臣们就纷纷建议他立一个宗室之子作为后嗣，但都被他拒绝。这时在宰相韩琦、知谏院司马光等人的一再要求下，赵祯才于八月把宗室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立为太子，赐名曙。大概由于仍然对曹氏心存疑忌的缘故吧，在做出这一关乎到宋朝江山社稷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时，赵祯不想让宫中的任何人知道，所有工作都委派中书去做。其实立赵曙为皇太子正是曹氏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赵曙就是她的亲外甥女婿。原来，赵祯因为没有儿子，便在景祐二年，把刚刚4岁的赵曙收养到宫里，一直未曾生育的曹氏也把自己姐姐的女儿高氏接来养在身边，高氏与赵曙常常在一起玩耍，很讨赵祯喜欢，曹氏对他俩更是万分疼爱，不啻己出，照料得很是周到。两个孩子在宫中生活了5年，才各自回到父母家中。后来赵祯和曹氏亲自主婚，使他俩结为伉俪。现在外甥女婿成了储君，曹氏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倒是赵祯完全出于迫不得已，他多么渴望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啊，每当想起此事他就悲伤得涕泪涟涟。所以当赵曙以皇子的身份被接进内宫西侧的庆宁宫，赵祯对他的感情反而大大不如小时候了，内外之人包括赵曙藩邸中的亲戚无一人敢通信问候，就连赵曙及其家人的一日三餐，有时都供应不上，曹氏为避嫌也不敢公开替他做主，只能偷偷地经常送些食物过去。
赵曙当皇子刚过了半年，公元1063年二月。赵祯再次生起病来，经医官多方诊治稍见好转，三月中旬还亲自登延和殿赐进士及第，宰相们以为他完全康复了，第二天特地到福宁殿拜表祝贺。岂料辛未日半夜，赵祯突然病情复发，忙不迭地要药吃，派人速召皇后。曹氏闻报，急急赶到福宁殿，赵祯已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指心脏。医官立即灌药、灼艾，进行抢救，但均不见效，不消三个时辰，赵祯便溘然崩逝。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赵祯临死连半句话都没留下。左右宦官提议打开宫门宣召宰相，曹氏冷静地考虑了一会儿，说：“这时候宫门岂可夜间打开！还是密谕宰相们黎明入宫吧。”严令宦官秘不发丧，把各处宫门的钥匙全都收缴来归自己掌握，医官概不准离去，由专人看守，照旧按赵祯的习惯到御厨取粥，装出赵祯依然健在的样子。同时秘密派人去庆宁宫请来了赵曙。拂晓之前，有关新皇帝即位的主要工作，已在曹氏的部署下基本准备停当，然而宫廷以外对这些毫无所知。
次日。也就是四月初一清晨，宰相韩琦率执政大臣依然像往常一样从内东门经垂拱殿来到福宁殿下。再拜之后，走上台阶。刚想掀帘进殿，侍立在前的宦官说：“皇后在此。”韩琦等只得后退一步立在帘外，忽听里面传出了曹氏的哭声，并说：“天下不幸，夜间官家忽然上仙。”韩琦等面面相觑，也哭了起来，曹氏又说：“怎么办，相公？官家没有儿子。”韩琦回答：“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已在东宫，何不将他宣来？”曹氏说：“那只是宗室之子，立了他，以后没人来争？”韩琦说：“时至今日，怎可另外拟议。”曹氏说：“皇子已在此了。”这才命人卷起帘子，众人探头一瞧，赵曙果然端坐在里面。于是众人退下，韩琦边抹汗边说：“刚才敢乱发一言吗？”传令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及宗室刺史以上的官员到殿前听旨，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太阳偏西时，百官才全部召集起来，大伙不明内情，来时仍旧穿着吉服，入宫后方知赵祯已经晏驾，换丧服已来不及，只好解去金袋及所佩鱼袋，一齐哭着从垂拱殿门外鱼贯而入，在福宁殿前班列成序。然后停止哭泣，听韩琦宣读了遗制。赵曙在东楹接见百官，正式即位，是为英宗。众人再拜，又齐声嚎哭退出宫去。皇位的交接至此才全部完成。
新天子赵曙，据朱熹的评论是一位“有气性，要改作”的人物，后来他一再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冗兵之费倍于往昔，何故？”等问题，充分显示了他革除积弊奋发有为的志向。这种志向与曹氏率由旧章、墨守陈规的做法，恰好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分野日趋明显的革新与守旧两股政治势力的不同政见，这两种政治见解，不幸像暖气流和冷气流交汇一样在赵曙和曹氏之间形成锋面，就不可避免地在两人的关系上产生了一层阴云，在其他一些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原因的催化下，阴云越积越厚，终于暴雨滂沱、电闪雷鸣。
就个人品德而言，赵曙可以说是一个私心颇重的人。他刚当上皇帝不几天，许多国家大事还没来得及处理，就下令把赵祯遗下的当时尚未出嫁的3个小公主从原先的住处迁走，腾出房子，安置自己的3个女儿。这件事情赵曙做的实在不近人情，后来就连司马光等人也都上书批评。虽然有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曹氏对此事的反应，但完全可以肯定，她身为母后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赵祯尸骨未寒，女儿们就落到了这种地步，那她作为赵祯遗孀，尽管曾对赵曙有母子之谊和扶立之功，能不能保证平安无事呢？她不能不感到心寒，先前对赵曙满怀期望的脉脉温情，立刻化作了百倍警惕的不信任，也许正是在生活上、政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念头驱使下，她才毫不犹豫地答应垂帘听政的。
本来，赵曙被立为皇子之后，尽管赵祯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由热变冷的变化，但中外臣僚们除了众口一辞的赞成之外，并没有丝毫的异议。可是，曹氏垂帘后，为了提醒甚至警告赵曙不要忘本，便有意识地反复对中书大臣说：“大行皇帝立了皇子之后，因为追念死去的鄂王等孩子，常常悲伤涕泣，近臣中也有异议，奇怪的还是一二个知名人士，几乎坏了大事。近臣的奏章以前藏在先帝的卧榻上，最近已在焚烧炉中烧掉了。”中书大臣听了这话，都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敢追问是谁提的异议，只是唯唯而退。谣言之所以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威力，并不在于它本身虚构得多么玄妙，而在于它出自什么样的环境和出自谁人之口。宫禁重地，深邃神秘，里边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外间凡夫谁人知晓？太后懿旨，一言九鼎，掷地有声，拥有无上的权威性，有谁胆敢怀疑它的真伪？于是，通过曹氏之口透露出的这则秘闻，很快便在人们中间传扬开了，而且越传越生动充实，枝叶俱丰，曹氏所说的一二个知名人士具体化成了官任三司使、给事中的蔡襄。蔡襄在当时确实是个大名人，早年范仲淹因言事被贬，余靖、欧阳修、尹洙等大臣都上书解救，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该贬，刚刚步入官场的蔡襄就此写成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对5人痛加褒贬，顿时名动京华，人们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