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部长与国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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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的家和几位副部长的家大多在这条古老的胡同里，他们将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府第各自按所分配的房子住居切割成几片，既自成格局，又相互关联。余秋里是部长，又是中将，当然院子比别人家大一些。特别是他的那间会客室，30多平方米很是宽敞。将军当石油部长后除上班在办公室和出差外，这儿是他最喜欢呆的地方，而几位助手也乐意上这儿与他纵论中国石油江山。副部长们喜欢上这儿，是因为这儿比部机关的部长会议室里要随便得多。“侃大山”嘛，侃到哪儿算哪儿，没那么多规矩。瞧瞧这独臂“巴顿将军”自己嘛，他也喜欢在这儿侃。在这儿，他可以不装模作样地拿部长架势。他可以把自己农民的本性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他爱抽烟，一包包地扔在小桌子上不仅自己一支连一支地抽，而且积极鼓励副手跟着自己学。他一上这儿，就蹭上他那张木椅子，他不爱坐沙发，沙发让给年事较大的周文龙副部长坐。这周文龙年岁高，常常撑不住他们整宿整宿的“海阔天空”乱侃，容易听着听着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而且呼噜震天。每每此时，余秋里看着睡梦中流着口水哈喇子的周文龙时，就会哈哈大笑。震天的笑声会把周文龙惊醒。“什么事？什么事？你们、你们是不是又有新的决策了？”周文龙在梦中惊醒后总会这样问余秋里。这时的余秋里更高兴，亲自给周文龙点上一支烟，然后对秘书说：“送周部长回家休息吧！”
李人俊副部长不爱抽烟，他对烟味有些敏感。“这帮烟鬼！”实在受不了时，李人俊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侃大山”侃得最晚，与余秋里侃得最投机的是康世恩。余秋里欣赏康世恩的才思和滔滔不绝的话题，尤其是他对石油和石油地质的见解。他们俩人可以侃几小时十几小时，如果不是白天工作和开会，他们可以侃几天几夜。
余、康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侃得最多、最深刻，也是最亲密无间的一对儿。余秋里与康世恩侃时，可以把鞋子扔到前院的小天井里，袜子塞进自己的裤袋里，或者干脆随地一扔，不留神还常常伸出手指去搓搓发痒的脚丫子。这一套“程序”结束后，他便双腿盘坐在那张椅子上，瞪大眼睛，听人讲也自己讲。那情景令人倾情和难忘：你瞧，他认真时会将头和身子尽量地前倾着，一个字不漏地把康世恩倒出的石油知识和地质知识吸进自己的脑子里；他高兴时会从椅子上“噌”地跳下来，直用那只有力的右胳膊，敲打着康世恩：“好好，老康，就照你的意思办！”
康世恩呢，这位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学生在未毕业时就参加了八路军，骨子里有点知识分子的性格。他对从里到外都透着将军气质的余秋里部长，也是特别的喜欢和喜爱，甚至有些崇拜。他喜欢余的雷厉风行，也欣赏余对出了问题后的那种雷霆万钧、干脆麻利的处理方法，更佩服他在决策时那种坚定果断和决策后为实现目标时所表现出的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锐气和战无不胜的作风。
我在采访一位在康世恩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回忆说康世恩生前曾不止一次感慨地说：“没有余秋里，就没有我康世恩。”
康世恩说这话绝不是一种奉承，他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一生感叹。
石油系统无人不知“余康”二人。“余康”二人在石油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契配合和相互支持，以及彼此的互补，使他们承担的共同事业也变得完美。余和康俩人可称得上中国政坛楷模和中国经济战线的两面鲜艳旗帜。
中国石油工业因“余康”而光芒四射。共和国五十年前的经济历史，也因“余康”而光彩夺目。
现在我们回到余秋里让李人俊上中南海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事。就三千来字，余秋里和李人俊整整折腾了五个晚上，而且也让康世恩等另外几个副部长一起讨论了好几回。石油部的人都知道，余秋里虽说没上过几天学，即使将后来抗大里学的时间加起来也只能算马马虎虎的“初中文化程度”吧，可他写起文件来呀，能把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都折腾死。为了一个字、一段话，他能让你推敲几天几夜。
“文件、决议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像吃饭那样少一口多一口没关系，文件、决议可是关系到大局的事，少一个字、多一句话都不行。那会把路走歪的！”余秋里这样斩钉截铁地说。
我到大庆采访时在查阅当年大庆会战的《战报》时看到石油部关于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决议，全文只有400个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据说为这400个字，当年起草的宋惠同志有好几天没睡觉。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李人俊的此次发言，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上了“黑榜”的石油部来说，这既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改过自省”的一个机会，也是他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在石油系统外的一次亮相。但余秋里把机会让给了李人俊。
李人俊知道肩上的担子。将军给他撑腰：“没啥怕的。你只要记住：我们石油部首先承认落后，但我们不甘落后。我们要在毛主席面前保证：我们誓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赶上钢铁大王，他一吨钢，我们一吨油！”
“一吨钢，一吨油，我们行吗？”李人俊底气不足。这底气不足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钢铁大王”的冶金部已经实现了年产530万吨，而且他们的口号是要在“十年之内赶超英国”，比毛泽东提出的“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上英国”还要提前了几年指标。
“当然行嘛！他冶金部是人，我们石油部就不是人啦？他能搞一吨钢，我余秋里就不信我们搞不出一吨油来！他娘的，我们总有一天要掘穿地球，抱他几个大油田出来，让石油‘哗啦哗啦’地涌！”将军给李人俊打足气。
中南海的“打擂”开始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他们笑容满面地看着台下1360多名代表和列席代表。而台下代表们则被主席台上的领袖们一次又一次的赞喜目光调足了情绪。有关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南海“打擂”比赛，作家陈道阔作了如下描述，在此引以一用：
……河南、湖北、安徽的代表相继登上主席台，宣读发言稿。他们一个比一个精神抖擞，慷慨激昂。台下的掌声又为他们烘托起热气腾腾的彩云，使他们一寸寸地离开地面，登上那俯视环球的空中楼阁。
冶金工业部代表的发言，把会议上的激情推向了波峰浪尖。他宣布，今年的钢产量坚决达到850万吨，七年赶上英国，第八年最多第十年赶上美国！
……
按照会议程序，下一个发言的是石油工业部的代表了。
李人俊登上主席台。他身个不怎么高，其貌也不怎么扬，但噔噔地颇有精神。他来到蒙着红布的讲台后，按了下麦克风，因为刚才冶金部的代表是个高个子。他抬起头来，似乎把什么忘到台下了，目光在会场上搜索了一下。
余秋里直起了身板，紧紧地盯着主席台。
“主席，各位代表。”李人俊口齿清晰，声音雄厚。
1000多人的会场，寂静得犹如旷古空壑，只有李人俊的声音在嗡嗡轰鸣，似乎震落这古老屋梁上的尘埃，陨石雨般地砸在地上。
突然，李人俊的嗓门犹如天崩地裂：
“我们打擂！我们和你们冶金部打擂！”李人俊刷地戟指台下冶金部的代表，却像是指向整个会场，“你们冶金部产一吨钢，我们石油部，坚决产一吨油……”
这是掌声吗？听不出是手掌拍出来的声音。山呼，海啸，雷鸣等等，小学生做作文都是这么形容的，可见这些形容词是多么幼稚。但可以肯定，这种令余秋里耳膜胀疼的声音，很难相信是两片骨肉制造出来的。
这个口号是余秋里和他的同僚们在秦老胡同“侃”出来的。当时冶金部长王鹤寿在场，讲他的钢铁生产形势和计划，颇有特色。余秋里不服气，顺口吹了这个牛。王鹤寿听了直笑。因为当时钢铁产量已达530多万吨，而石油仅140多万吨，还不到钢铁产量的三分之一。王鹤寿侠气十足地说：“你们是小兄弟，以后有难处找我王鹤寿好了！”他说话算数。在后来余秋里组织石油大会战时，尽管他的日子已不大好过，但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援。
李人俊把双手举过头顶，频率很高地拍击着，如被捆着手腕吊着一般。
会场终于平静下来。李人俊拿起讲台上的发言稿，正要讲话，一个湖南人的声音突然出现：
“你们行吗？”
李人俊一怔。
余秋里也一怔。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望着李人俊。
余秋里刷地站起来……
“行！”
人们听到的是李人俊的声音。因为他对着麦克风，或者，余秋里根本就没说。
毛泽东鼓掌了，而且是带号召性地示意台上台下的人们陪着他一起鼓掌。
周恩来可能一直留意着他的国务院代表们。他鼓掌时，冲余秋里直笑，他大概看见余秋里罚站似的起立过。
那会儿的掌声和这会儿的比起来，简直是小巫之于大巫，河泊之于汪洋……
其实余秋里八大二中会议上出头露面，是有他的深思熟虑的。他是想日后在中央领导和那些打“擂台”的兄弟省长、兄弟部长面前打个出其不意。这是军人惯用的手法。你嚷嚷时，我默不作声；你取小胜时，我依然默不作声。你欲取之大胜时，我则来他个惊天动地。这才叫英雄本色，将帅之气。
多少年过后，我们再审视一下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时的形势，就会看到一个事实：这位独臂将军部长其实一上任就被推上了一匹飞跑的战马上。你不快跑是不行的，你不飞奔也是不行的，你只有豁出命乘势飞跑才行。
因为此刻的毛泽东主席正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一起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建设共和国的激情中燃烧着。尤其是毛泽东，在经历了1957年的反冒进，经济形势出现较好转变，全国各地建设社会主义热情蓬勃高涨之后，毛泽东十分欣慰地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9—351页）接二连三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毛泽东更加以为有必要调整国家的经济建设步伐，“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而当以冶金部为“钢铁老大”的不断提升钢产量速度之后——原先十五年钢产量超过英国的指标在几个月后竟然在一些“烧”昏了头脑的人一再坚持和保证下，说“完全可以用更短时间”而且短到只需五年甚至两三年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钢产量的影响下，毛泽东连续批评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的“反冒进”和他们缺少朝气，太多暮气，使得全党对经济速度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1月，毛泽东把中央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叫到南宁开会。每天开会，一开就过半夜，而且他在会议期间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能不承认一点，当时新中国在接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