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空白处-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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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本质上跟人类的谋衣谋食以及文化装饰并无不同，甚至就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原始的初民状态，部落居民对不同物种下手叫做狩猎，对自己同类的抢劫叫做战争，其实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看原始的文化遗址，每个聚落都有深沟高垒，甚至城墙，防谁？恐怕主要是同类。从事农耕的民族如此，游牧民族或者游猎的民族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没法子像农民一样储粮备荒，一有灾害，非行劫掠不能活下去，如果摊上了大面积的灾害，那只好结起伙来南下找种地人的麻烦，于是有了从东到西，欧亚大陆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几千年的战争。
虽然跟农耕人比起来，游牧人没有什么兵书战卷留下来（估计当初人家就没多少心思去写），游牧人的仗却打得比农耕人好（正如李零所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写、也不读兵书的）。除了汉与唐两代的部分时段，在历史的多数时刻，农耕的汉人都是居于守势的，反反复复地修长城，修城墙，修村圩和寨墙，躲在墙后面探头探脑，还往往守不住。兵书出产越多的时代（比如宋代），仗就越是打不好。
游牧人会打仗是天生的？不，他们自己说是狼教的，或者干脆就说自己是狼变的，狼是自己的祖先。前一段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似乎延续的就是这种游牧人的理念。当然，尽管我们的自己史书和传说上言之凿凿地确信，来自北方的游牧人是狼的后代，今天的我们，只能将之理解为农耕人对游牧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不过，狼教的这个说法，倒是有些道理。据猎手们说，群居的狼最可怕，在草原上，没有什么动物敢跟群狼抗衡，而群狼围捕猎物，其战略战术，我们现在记载的东西它们基本都会，什么包抄，什么埋伏，什么佯攻，什么诱敌深入，什么擒贼擒王，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它们好像全都无师自通，可以像我们的英雄岳飞那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草原上，天天跟狼群进行羊群争夺战的游牧人，向自己的敌手学了点东西，应该很自然。严格说，在古代的草原上，游牧人和狼群，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们处于均势，而且这个均势，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靠工具和兵器取得的。说到底，狼的兵法更高明。
“肉食者”的学问（2）
严格说来，一切肉食者都有这样的本能，或者由本能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其中，也包括从事狩猎的人。只是群居而且需要集体行动的狼，往往能更鲜明地把这种技术应用得比较到位，至于人，本来打猎的时候是可以运用这种本能的，但在文明的演进中，文化吞噬了本能，一度反倒堕入“礼”的讲究，像司马法提到的古兵法那样，把战争变成了贵族之间的决斗。以至于春秋时，鲁国的曹刿（李零考证过说是此人就是玩过劫持的曹沫）要感慨，肉食者鄙。要他挺身而出，回归打猎者的本能，玩点诈术，打败了齐国。这个时候的肉食者，吃的肉，已经主要来自驯化的动物，猪和羊，所以他们不行。
有兵法的农耕人打不过没兵法的游牧人，首先在于人的身体素质。食肉的和食草的，运动多的和运动少的，耐饥渴的和不耐饥渴的，有暴发力和没暴发力的，双方的比较，近乎专业运动员和普通人之比。虽然说，战士的军事素养，可以教成，可以养成，但身体基础很重要。孙武子的吴宫教战，一向为谈兵者传为美谈，但在后来吴楚之战中，却没有人用过这些“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战士，不仅仅是因为吴王舍不得美女（最漂亮的两个已经杀了），关键这些女人从身体素质上讲，不适合上前线作战。其次，战士的基本生活习惯很重要。蒋百里说，生活方式跟作战方式一致的民族，打仗就占优势，游牧人就有这样的优势，他们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做的，跟战时做的，没什么两样。冷兵器时代，打仗是肉身相搏，招招见血，胳膊粗力气大，再加上点勇气，自然占优势。素质差的，只有靠人多，十个打一个，才能顶事，问题是，战争的关键在于机动性，几乎没有人会像春秋之前那样，约好战场摆开了打，你要找我偏不见，你不找我偏来。兵多而弱的一方，往往只能靠兵器和工事来限制对方的机动，勉强维持均势。当汉人在兵器方面还有优势的时候，对付北方的游牧人还能打些胜仗，到了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之时，就基本上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想出头，只能等到冷兵器时代结束，火器时代开始，靠新的技术和兵器的优势，再次占据上风。
所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兵法的运用，更多的是在汉人自己打自己的场合，我们历来列举的所谓的古代优秀战例，多半是内战的杰作。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完成杰作的人，其实并没有研读过兵法，顶多听人讲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李零多次提到的、打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漂亮仗、让外国人很是佩服的毛泽东，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军事著作里，提到上面的两本小说的地方，似乎并不比提到《孙子》的地方少。
眼下，虽然国内外的军事院校依然在开《孙子兵法》的课，但真正热爱《孙子》的人，已经变成了老板和部分的领导干部，估计在所谓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也差不多。我相信，尽管某些新儒家学者把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说成是儒教奇迹，但其实《孙子》的影响，显然要比《论语》大得多，所有的儒商，其实都不过是兵商（兵家之商）。在商战和政战的需求拉动下，《孙子》掺和一点《三十六计》，居然被制成了快餐，谁需要了，急用现填，上块汉堡包就行。不过，现在的商战和政战，毕竟不全是在丛林里打的，最大的麻烦是跟敌手不得不共处，不好让人家从地球上消失，按弱肉强食的法子，咬在一起，好像也不行，很可能学狼不成，比猪还蠢（当年宋襄公墨守古兵法教条，毛泽东说他像蠢猪，现在迷《孙子》的人，其实陷入了新的教条）。《孙子》的哲理，其实更可靠些，可以从中悟出点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来。人比狼强的地方，是人可以接受哲理。
这一阵，李零正在整理他的一本关于《论语》的书，谈起来，他说，其实当年孔子特别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圣人，然而后来不仅“圣人”了，而且“至圣先师”，而且“大成”，而且“文宣皇帝”。其实，孙子（齐孙子）也差不多，生前没有人叫他圣人，死后也变成了“兵圣”，而且越到后来越吃香，连拿破仑、西点军校，都被国人拉来给他老人家抬轿子。孔夫子一旦变神，《论语》就成了祭坛上的冷猪头，中看不中吃，孙子也是一样。
“肉食者”的学问（3）
眼下，传统又有点吃香了，国学也有人在提倡了，但真的要打算了解一点传统，一点传统的学问，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听那些“王道”的鼓噪，那些“大师”的讲道，回到文本，啃一点是一点。这个时候，李零的书，有用。
台湾的招幌（1）
如果你是一位对传统比较热爱的人，那么到了台湾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甚至还可能有几分亲切。除了女人身上少了些旗袍，男人身上少了些马褂和长衫之外，大街上的一切都恍惚让你觉得回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街上的招幌。
旧中国的店铺都有招幌，招是招牌，幌是幌子，招牌上书写店名，字号，幌子则展示行业的特征，鞋店则幌如鞋状，扫帚店则挂把扫帚，当铺则书一大大的“当”字，唯有酒家的酒幌有点特别，状若华盖，而且幌子挂得越多，证明酒家的等级越高，类似今天的“星级”。招幌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的习染，已经有所改良，比如说加上霓虹灯，串上点洋文什么的，就像我们在老照片和过去的电影看的老上海。
除了零星居住的农户之外，台湾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街，有街必有店铺，有店铺就有招幌，哪怕仅仅是个卖粥的小店。稍微大一点的街市，长扁方圆的各色招幌排成队，招呼着来往行人，到了晚上，招幌上的霓虹灯花花绿绿，眩得人眼晕，几乎让人全然忘却了背后怎么看到很一般、甚至还显得有些破旧的房子。凡是从过去的中国过来的老人，以及看到过30年代上海老照片的不那么老的人，身临其境，一定会产生错觉，哦，这就是令现今上海众小资们怀恋不已的旧上海。这个错觉，百分之八十是招幌惹的祸。
台湾的招幌是个积淀传统的地方，别的地方似乎见不到这么多的“店”、“堂”、“局”和“铺”，古色古香地就像每个都开了上千年。不仅招幌传统，跟招幌配合的街景也传统，即使是在号称大都市的台北，也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老的招幌下面，当街趴着一懒洋洋的肥狗，对所有的过往者一概不理不睬。从西方学来的健身房，到了台湾也不得不跟传统有所结合，名曰“美体小铺”，当然，从这些小铺里出入的，大半是些洋气的男女。
台湾的招幌也是个发挥创意的所在，店家的创造性思维，大概大半留在了招幌上，让人见了没法不留下印象。一家招幌曰“瓶瓶罐罐”，进去一看，哦，原来是卖各种玻璃和陶瓷器皿的。一家招幌曰“独臭之家”，进去一看，原来是卖臭豆腐的，何以曰“独臭”？一打听，原来是因为人家出的臭豆腐最好吃。还看到一个招幌上写“小道消息”四字，走进才知道是家饭馆，还见过一个招牌写着“YES”，作为店名，其实是家美发店，高雄有家饭店的招牌上写着“自由羊肉汤”五个大字，大概店主对自由有着非同常人的推崇，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民主牛腩面”，平白失了一副绝对。
台湾的招幌有时候也能让人从中一窥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情态。比如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我曾发现过一个店家的招牌，主体部分写着“美容美发”四个大字，旁边另有一行小字：“水管电工”，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美容美发”与“水管电工”有什么关系时，一旁的台湾朋友告诉我，这是夫妻老婆店，妻子做美容美发，占了店面，老公会一点管工和电工的技术，不愿意吃闲饭，也不肯为老婆打下手，所以挂出招牌吃碗手艺饭，由于收入没有老婆多，所以招牌上只能做附庸，也不占什么空间，有个工具箱即可。由此看来，台湾的市民，还是挺勤勉，也懂得“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理——谁收益多谁就占得空间大，可能家里的地位也高。
槟榔店是台湾的一景，车过城乡，时常会看到路边的槟榔店，里面常常守着一或两位穿得很少的“槟榔西施”，有次一位槟榔西施还将槟榔送到我们车上来，惹得车上一阵骚动，大家纷纷举起了手中的掌中宝和傻瓜机。据说这些穿着暴露的槟榔西施的规矩是“兴看不兴摸”，算不得色情行业，所以在台湾风声特急的扫黄中，还是照样做她们的生意。槟榔店的招牌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