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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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末，他要反对你，不会是一对一地顶着干吧，这你是了解的。”
“纽约城里的那个混蛋不会和我个对个地对干，因为我同他对个地干我会不顾一切的。就在南大街上，彼此就隔一个街区。你想要几支枪？两支？我们就上阵，对干。不是我死就是你死，要么两个都死。我一定会这么干，决不会后退一步，你可得记住。我要和孙尼在一起，表示敬意。”
“那么勒斯蒂是知道的。”
“嗨，我对你说吧，我们在打仗，是布拿诺家族成员之间的打仗。勒斯蒂是我的司机，因为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二老板，开车的时候还得听我说：‘快往这边开……让我的窗户开着。’他开车还开得挺不错的。”
但是，勒斯蒂还是很厉害的老板。勒菲蒂接着说：在家族之间打仗的时候，勒斯蒂在加拿大，打电话给勒菲蒂，叫他到那儿去。他连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告诉勒菲蒂，只是叫他去。
“我有4个兄弟。他说：‘把箱子包装好。’我就去包箱子，上了飞机。带了两支手枪，到了加拿大，订了房间。他说：‘我要和那边拐角上3个人相见，注意观察动静。如果我发生什么情况，就冲上去，拐角上有警察，把他们干掉。’”
“他让我在那儿一待就是6个星期，不准给家里打电话。幸好，那时候我那前妻对此表示了理解，从来不问我出了什么事或类似这样的问题。6个星期啊。现在我对新娶的老婆露易斯说：‘注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没看到我回家，不要向什么人大声嚷——他只是没有回家，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想哭，你就哭你的好了。不要向什么人打听我在哪儿。也不要问我的妹妹，只管说：我丈夫就这么交待我的，这是他的命令。这就行了。’”
“勒斯蒂知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对吗？”
“啊，那是。他什么事儿都知道。这很麻烦。大家对此全都了解。”
“多尼，注意听我说。汽车，你朋友的汽车。明天在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那里见我。”勒菲蒂说。是4月11日，星期六晚上。平时我这时已挂好了电话。
“为什么，有什么事吗？”
“你就少插嘴不好吗？我立刻就能把你取消掉。我要你一个人来。我不知道这么做以什么名义。我要和某个人一道。你能不能弄到那辆车子？”
这是指罗西的四门林肯牌车子。“我想可以吧，为什么？”
“多尼，不要说什么‘可以吧，为什么？’要直接说行，你到劳得戴尔那里见我。”
“我当然弄到车。”
“我本可以叫斯巴格提，可是我朋友和我都想要你来。我在设法与尼克接触，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冷淡下去。我在那旅店里还得待一天，然后从那儿走，好吗？”
“好的。”尼克是勒菲蒂朋友，悌维尔旅店经理。
“就这么定了，朋友。待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我朋友想要你来，你和我们一道。我有事要干。如果你不愿意，不想来，也行，没问题。你回家去。不过，我还想叫你参加，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些事，与你与我有关，知道吗？”
“我知道你们谈些什么。”
“我已经买了飞机票，10点钟起飞，德尔塔航空公司1051班机，一等舱，从肯尼迪机场起飞。明天下午12点半到达那里。你提前6个小时动身，从坦帕那里开车，驾驶那辆大车。到机场那里接我们。不要提前两个小时就到机场，我不想让人看到你。你好好计算一下时间，一直要到时候才进机场，不要早进去。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我们一上车就走。现在，你想好了吗？我对你说过，如果你不想来，不想干，没问题，回去好了，没人说半个不字。我对你说，两个人，我和他，想叫你来，我完全负责。他问过我是不是想要你来，好不好？”
“就这么办吧。”
几年前，勒菲蒂就答应过，在适当的时候，他要带我一道搞谋杀。现在真的要动手了。
近几个星期，我和他多次谈话。我把谈话内容串联在一起，把布拿诺家族相互仇恨的派别理了理，看看他们之间的摩擦会有什么不祥之兆。与勒斯蒂·拉斯苔尼结盟的有：萨利·法努吉亚，斯蒂夫·坎农顾问，孙尼·布拉克副官和乔·马西诺。反对勒斯蒂的有：凯撒·帮万特副官，“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副官，“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副官，“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副官以及他的儿子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
孙尼像平常一样，对任何事都采取谨慎的态度，特别是有关对我的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他什么话也不同我讲。尽管他和我关系很亲近，但是他把家族的事放在首位，严格遵守纪律。如果我现在待在纽约，或许我会多了解一些情况。打电话时，个个都很谨慎地谈话。勒菲蒂一再向他暗示，事情全都要通到头头那里，使他懂得了：孙尼是各派力量的关键人物，尤其是他现在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结了盟。反对派的副官们担心孙尼的势力越来越大。
我担心的有两大问题。第一，作为一个特工，我不能实际参与谋杀活动，不仅如此，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地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作为一个党徒，要你参加谋杀，你如果拒绝就一定失去自己的可靠性。
另一个问题是：我并不住在佛罗里达的荷里得寓所里，根本也不在佛罗里达的任何地方，我是在家里。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这几年来，家里的孩子们许多大事我大都没能参加。这个周末，我最小的女儿要施坚信礼。我的工作暂时都还很平静，所以我溜回家度周末。这天是星期六晚上，明天施坚信礼，星期天正是佛罗里达那里搞谋杀的日子。
重要的事先办。我得去参加谋杀活动。从技术上看，我不是入盟党徒，可以拒绝参加，那么做无可指责；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拒绝，那么我自从1976年以来与党徒之间所建立的信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尽管不去，他们的谋杀照样进行。我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估计可能是反对派中的某个老练党徒，说不定是4个副官中的某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我摸不清，联邦调查局也提供不了情况。我不知道谋杀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他们有可能直接下手，也可能先溜达一下，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如果我和他们一道，至少我可以提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这样好向我们的人通风报信，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先把那人给逮起来。
我给在坦帕的案件特工吉姆·基尼打了电话。他认为：我们唯一可以干的是，从我到达迈阿密的时候起就派一个监视组对我监视。我和勒菲蒂及其一伙混在一起，如果在了解谋杀的对象是谁以后，时间允许或许可以打个电话。要么，如果不能立即知道谋杀对象，监视组可以尾随我们，直到最后可能的机会，等我发个信号或什么的，他们就可以以违反交通规则或别的随便什么理由来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说，他们认识我们这些党徒，问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行动，要干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干扰党徒的活动很正常，随时都这么做。这样，党徒们就不会怀疑有人告密，而又可能干扰他们，使他们取消谋杀。
基尼要尽快建立一支监视组。我要尽快乘飞机赶到迈阿密。这个局面很难预料会有什么结果。监视组可能盯住我们，也可能跟踪不到。跟随勒菲蒂的人个个都带有枪，执行开枪的任务有可能落到我的头上。如果监视组没有跟踪到我们，我们去干谋杀，开枪的任务由我来执行——我可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面临过这种形势。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一旦面临这种可能出现的形势，我就自己做出一个决定：不论纪律怎么要求，如果对象是歹徒，在他和我之间，只能是他死。
我给罗西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做了说明：我要乘飞机到迈阿密，他要把大车开到迈阿密，把汽车留给我用。然后，他再乘飞机返回到坦帕。
现在我不得不把情况告诉家里：我不能参加女儿的坚信礼活动。家里将有一屋子的亲戚和朋友，亲戚们来自各地。就是我妻子也不知道，我现在卷进布拿诺家族的风波已有多深。
我先要向妻子说明情况：我接到了电话，要我立即赶到迈阿密。我没有对她说明详细情况，因为我不想给她增加顾虑，她本来就已经够担心的了。但是，她听到了我和特工基尼的谈话，因此知道歹徒要我去杀什么人。
我对她说：我涉及到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因为有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只要有可能就要阻止谋杀发生。这次行动中，有许多人在对我抱着希望——这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我能劝她的就是要她别担心。在这样的时刻、谈这样的事．我一向连话都说不好。
她既愤怒又害怕，对我大声吵嚷、哭哭啼啼。她恨联邦调查局，怎么能把我放在那样的位置上？谁去那儿保护我？为什么要我去干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不叫没有老婆孩子的人去干？她浑身在哆嗦。
自从车祸以来，这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我最小的女儿这年14岁。我和她坐在一起，对她说：我不能参加她的坚信礼庆祝活动，因为我工作中有事要干，我有责任去工作，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哭着说：“爸爸，我希望你别走，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当时她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是走，她会发狂的；不过至少还有爷爷在她身边保护她。
我要立刻赶到机场，我实在别无选择。
我到了迈阿密，驾着罗西送过来的汽车，开往福特·劳得戴尔机场，按规定，再过5分钟勒菲蒂乘坐的飞机就要到达。飞机到了，人们一个个地出了机场。我没有见到勒菲蒂，什么人也没见到。
我给在布鲁克林的孙尼打了电话。“怎么回事，孙尼？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呀。”
“我们取消了。”
“你说的取消是什么意思？”
“你给另一个伙计打电话，他会向你解释的。”
“他在哪儿？”
“他在家，多尼。”
我驾车回到了荷里得的寓所里，肚里的火气三天两夜也没法消除。我女儿在举行坚信礼，我都没有参加，而谋杀一事却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给勒菲蒂打了电话，他对我说：他去了机场，又应要求回到了孙尼那里。孙尼说取消了。他说：“因为太晚了，没来得及告诉你，因为你已经开车出了坦帕。”
本来的谋杀对象是腓利·鲁克。他们取消了计划，因为腓利是一个人来的。他们想把3个副官集中在一起干。如果一次干一个这个做法不明智。
“对不起，朋友，”勒菲蒂说。
“这没什么。怎么搞的，你也没能和我通一下气，竟然发生这种事。”
“我知道，就这样吧。”
“顺便问一下，如果有这事，会成功吧，对不对？”
“这事儿我不能说。”
“我只是说——”
“不，这事儿我不能说。如果他们要我干，你知道……。”
“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干什么可不要说：‘你不一定非干�
![[易丹] 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六)封面](http://www.9wshu.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