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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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那儿我有一些好朋友。”　
　　“不过，多尼，要当心你自己。”　
　　7月23日，勒菲蒂打电话说：“那家伙明天要出门。他想到了什么事，不知道他妈的有什么事。”　
　　在对待一班人马的管理方式上，勒菲蒂和孙尼之间一直就存在着意见分歧。　
　　“他干些什么，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他把我的人抢走了一半。你以为他给了谁？”　
　　“给了谁？”　
　　“你真是想不到。多尼，谁是我们的敌人？”　
　　“不用说，他是给了阿尔·沃克。”　
　　“真是说得好。整个里弄都闹得翻了天。他把迈克给了他，把乔·普玛给了他。他们都很反感，一个个全都想摆脱他。”　
　　“你在哄我吧。”　
　　“他惹了麻烦。他想知道他们怎么在谋生。他们都要反了。所以我去见了他。我说：‘你是要翻他妈的天？’我和他争吵。他说：‘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说：“他是要把这些伙计弄得力量大一些，阿尔·沃克是敌人，他把这些伙计给了阿尔，他们是阿尔的敌人。”　
　　“你说得好啊。吉米·莱格斯甚至连来都不想来了。他是我的人。佛罗里达的史蒂夫是我的人。”　
　　我故意恼他，说：“他本来在控制他们，现在不想控制他们就把他们一脚踢开。”　
　　“说得对呀，你明白这些事理，我真高兴。大难临头时，我们会变得更加强大。注意，多尼，我还是想在，嗯，在快要回来的那人领导下。我可以提出那样的要求。”　
　　“行吗？”　
　　“啊，一旦要求成功，除他以外我谁也不买帐。”　
　　“是不是说，我能和你一道去找他，勒菲蒂？”　
　　“对。你和我在一起，我们谁也别买他的帐。你踉我一起干吗？”　
　　“现在的问题是，要是那家伙出现在这儿一带，你要我怎么去对付他？”　
　　“和他应付，只管冷淡相处。”　
　　“那好。”　
　　“他在作各种各样的努力，因此你可知道拉链分子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我们不喜欢那个家伙，我们不相信他。’”　
　　“是吗？”　
　　“他们不想要他了。他去找了他们的头头们，那些人之间不和。我可不在乎，多尼。我的伙计们一个个都很高兴，我从来不打搅他们，你知道吧？”　
　　“乔伊·马西诺在干什么？”　
　　“他们现在彼此相安。他自己把自己隐匿起来。乔·普玛住在医院里，他就让医院的人天天对他作检查。孙尼对他说：‘不和我检查清楚，你就别回到佛罗里达。’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毫无意义。不过，这对我们倒很有利。”　
　　“那倒是。”　
　　“我们不给自己人找麻烦。”　
　　“是这样。”　
　　“可是这个家伙，我实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同你说，多尼，孙尼·布拉克陷入了迷途。”　
　　再过几个星期，勒斯蒂·拉斯苔尼老板就要出牢房了。勒菲蒂是想要我和他一起直接接受勒斯蒂的领导。我和孙尼谈话从来不像和勒菲蒂这样近乎。对于勒菲蒂的谈话，有一点我可以相信：他对于黑手党里所议论的事，后来证明完全是事实。　
　　作为多尼·布拉斯柯，作为孙尼·布拉克的东道主，我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为自己在黑手党里度过最后一个周末作好了安排。　

　　
　　
第二十章　结束隐蔽生涯



　　孙尼急于要得到桑多·特拉弗坎特的欢心，扫清一切道路，好让我们向前推进，以便在通过和特拉弗坎特的合作中赚到一切可能赚到的钱。他认为：他的未来主要在佛罗里达。　
　　孙尼和尼基·桑多拉于7月20日，星期五，来到了这里。他们要罗西和班尼·胡西克安排一下，能不能在星期六举行会见。会见地点要放在荷里得，不要放在坦帕，因为孙尼觉得那里的天气太热，他们受不了。罗西到了迈阿密，在贝肖乡间俱乐部找到了胡西克。胡西克说：他们将争取在星期六下午5点到达荷里得。　
　　我们计划，在这个周末要尽可能从孙尼和尼基嘴里多得到一些东西。过去几个星期，琐碎事儿如山，千丝万缕需要理一理，我们当时仍然像平时一样，没有四处伸手。现在，我们真的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加紧一点，正如一个投掷手只有最后显示自己的机会了。我们清楚，这是我们和他们相见的最后一次。我们想让他们谈论谋杀，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们还想使谈话涉及党徒的任何领域，以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一切。我们可以追得紧一点，这没有关系，因为过了这个周末，一切将成为历史。　
　　我们说干就干，想让他们思想松弛下来。星期五晚上，我们到巴巴斯饭店吃晚饭，接着又逛了几个地方。我们到了清水海滨的一家旅馆，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喜剧表演。然后回到了俱乐部，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左右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他们玩得很痛快，没有谈论党徒的事务。　
　　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在星期六下午5点准时来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他们来了以后就直接进了孙尼的房间。几分钟以后，他们3人离开房间进了咖啡馆，在一起谈了大约40分钟。然后，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同孙尼握握手，就乘特拉弗坎特的卡迪拉克轿车走了。　
　　孙尼把我和罗西叫到了咖啡馆。他情绪特别亢奋。会谈的效果好极了。他给了特拉弗坎特2，000美元、胡西克1，000美元，让在拉斯维加斯之夜工作的伙计们都分点红。特拉弗坎特说，那天晚上的搜查“只不过就那么一回事而已”。　
　　孙尼对我们说：“我们回到这儿，他非常高兴。现在你们只管四处张罗，着手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和这个家伙一起干。”　
　　宾戈、赌场、彩票、赛狗场、毒品等等，这一切的规模现在更有声势，就因为和桑多·特拉弗坎特联了手。佛罗里达就会成为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情绪特别好，整天就是大摆筵席，搞庆祝活动，想提前行动。这个周末成了“忙碌不停”的周末——他们想的是尽情欢乐，我们想的是要他们尽可能谈一些最新的动态。　
　　我、尼基·桑多拉、孙尼·布拉克、艾迪·舍农以及托尼·罗西，大家在俱乐部里玩了一个通宵。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我们只是设法休息了一会儿，根本没有上床睡觉。我们无论怎么想办法促使谈话，可是尼基和孙尼都无兴趣谈论党内的事务。除了我们自己俱乐部的女招待和酒吧招待以外，当地其他娱乐场所的女招待和常客都参加了庆祝活动。到了清晨，孙尼带了个女人回到了旅馆。　
　　星期天早上，太阳已经升起，俱乐部以及我们的工作到了最后时刻。我带着尼基先到了丹尼饭店吃早饭，罗西和舍农稍停一些时候，以便清点现金帐目，帮助工作人员清场。　
　　我和尼基走了以后，罗西说，他们的帮忙使他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两个星期带薪的假期，因为我们就要关闭俱乐部，使俱乐部作一番更新。　
　　我和尼基单独在丹尼饭店，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决定发动攻势，一定要打听到3个副官被谋杀的一些情况。我换了个角度，问到了科伦坡家族里有两个家伙失踪的有关情况。　
　　尼基说：“他们受到了打击。他们克扣毒品的钱，和孙尼·雷德搞到了一起。”　
　　我说：“那一定是有问题，这问题与他、腓利·鲁克以及比格·特林都有关系。”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多尼。比格·特林块头那么大。50磅的肚子，子弹炸得肚皮满天飞。”　
　　“别的家伙怎么样？”　
　　“这事儿以后再谈，多尼。”　
　　舍农和罗西已经走了进来。我不能示意要他们离开。尼基在这个周末以前还没有见过舍农，一下子沉默不语。　
　　我们吃过早饭，回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尼基和孙尼打点行李，我和罗西送他们到了机场。在途中，孙尼不停地交待我们：现在他已经和特拉弗坎特联手走上了正道，我们只管把事业向前推进；我们要抓紧毒品方面的联络，把高利贷、赌场、宾戈及赛狗场都要搞起来。各项工作都做好起动的准备。　
　　尼基突然想起来：他丢了什么东西。“多尼，我的蓝皮革甲克丢在了旅馆房间，那里有些重要的通讯记录本在衣服里，我需要用。你能不能帮个忙，立刻回去替我拿来？”　
　　“一定，尼基。”　
　　我把他们丢在机场。我感到宽慰，同时也感到不畅快。我估计，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孙尼，甚至在法庭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认为，他已成了历史。我和他没有任何大的交往就这么分了手。　
　　“明天我和你谈，”我说。　
　　我开车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从房间里拿到了尼基的甲克，以及两本通讯录和一个口袋大小的折叠夹子，里面有些私人证件和信用卡。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了特工迈克·朗斯福德。　
　　我们清理了寓所。家具是租用的，因此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个人用品收拾一下就行了。　
　　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已经锁了起来。办案的特工将会来处理这里的事务。　
　　这天稍后一些时候，罗西乘飞机回到首都华盛顿作述职情况汇报。我要直接飞往密尔沃克，那里的大型审判团正在审判巴里斯特艾里一案，我要在法庭上作证。那件案子同其他许多案件一样，暂时休庭，一直要等到我们的整个行动结束。艾迪·舍农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完全是为了互相保护。然后，我要到首都华盛顿，作述职情况汇报。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回家的机会。在家待了几天以后，我又到了纽约，和美国律师一起，着手准备起诉的工作。　
　　我不想对自己作深刻反省。在这一段期间，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问题。我心情多少有些沮丧，因为我和孙尼·布拉克毕竟比较亲密。和他在一起有点像亲兄弟的味道。但是对于背叛他，我并不感到内疚，因为在我的思想深处，我始终保持着不同世界的隔阂。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各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会按照传统的方式把我干掉，不会就此同我谈什么话。他会设下圈套。在这种买卖中，谁会杀你，你心中是清楚的。或许他会叫勒菲蒂下手，或许会亲自动手。这是冷酷无情的现实。　
　　孙尼干事很内行，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人。他并不到处拿架子，为人坦率公正。有些说不清的理由，我非常喜欢他。我并不老是想着这样的事实：我要送他进牢房，或者因为我，他会受到杀害。那属于公事公办。　
　　我知道，勒菲蒂和孙尼都喜欢我，但表现方式不同。他们都会在一刹那间把我干掉。要干掉我倒不一定因为我是特工，很可能把我当成通风报信的知情者。我本来也可以输给墨拉，他们都可以奉命干掉我，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那么干。　
　　我们双方的世界不同之处在于：我并不想杀害他们，只是想把他们关进牢房。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孙尼处在这种情况下会被他自己的人干掉。他们有谁遭到杀害，我并不想负有什么责任，那不是我的准则，是他们的准则决定要杀害他。我不用记下这些准则。写下这些准则的是他们的团体，而不是我们的社会。　
　　因此，我心情不好受，但我并不耿耿于怀。我在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