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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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想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忤逆弟子，事实上，他对导师是很尊敬的。他们的分歧不仅在于性情和才智等方面，而且主要来源于思想上的差别。他的一句名言导出了实情：“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追求真理的热忱使其顾不得师生的情谊了，而柏拉图的仙逝则为其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大好时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首先启端于他对柏拉图学说的反省和批判。
“理念”
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因此集中揭示了这个概念谬误性。为了说明事物存在的原因，柏拉图创造了“理念”这种东西，并且认定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理念，无数种类的事物就无数种类的理念。这种作法与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论”在方法论上是相近的。这除了告诉人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有其父必有其子，每一事物因分有某一理念而得以存在以外，丝毫没有说明什么东西。引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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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与事物种类一样多的理念无助于认识事物的原因，反而会把事件搞得更糟，正如在本来已经计算不清的一堆数目之外，又将这个数目扩大一倍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本来是寻求事物存在、运动和变化的原因，但柏拉图却用理念论来堵塞了这种探索的道理。
再说，认为事物都“分有”
理念而得以存在，那也是毫无道理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例如一只猫，人们可以叫它“白猫”
、“猫”
，也可以叫它“动物”
，甚至“物体”
，这样按柏拉图的说法，这只猫岂不是就分有了好几个甚至无数个理念了吗？
另外，理念是永恒不变的，那么不变的东西如何能导致万物的变化呢？
亚里士多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理念论的错误在于，割裂了个别事物与一般概念的关系，把一般概念（共相）虚幻地变成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就仿佛在高楼大厦、平房别墅这些具体的房屋之外，还存在某种一般性的房屋那样。
既然指出了错误，那就必须去纠正它，亚里士多德因此提出了他的实体说，以取代柏拉图的理念论。实体是不依赖其他事物（例如理念）而独立存在的具体物，即有形状大小、重量体积的个体物件，一只猫、一只狗、一个茶杯、一个苹果，以及张三李四等等都是实体；亚里士多德又把具体和个别的事物称为“第一性实体”
，而将人对这些实体的感觉（如色、声、味等）和概念（抽象的共性）看作为第二性的东西、被派生的东西，从而把概念归结为不同于第一性实体的“第二性实体”。第二性实体（即概念）不能脱离第一性实体而独立存在，它是从属于后者的。例如，“人”
（第二性实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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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离开“苏格拉底”
“柏拉图”
（第一性实体）这样一些具体的人而存在。
承认具体事物的第一性存在，即不依赖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就是肯定了事物的自在性和整个世界固有的本然状态。
这种作法似乎已远离了自泰勒斯以来那种寻求事物背后的本质（即本体）的本体论思路，而倾向于一种自然的唯物主义。
然而，第一实体的提出并不能满足亚里士多德深邃的理智追求，他仍然要苦心孤诣地去探究事物的形成、运动、变化和灭亡的原因，也就是要解释第一性实体如何得以存在和变动的理由。在他一头扎进这个问题时，他还是一个内因论者（即承认事物的自在自为和自动性）
，可当他自以为解决了问题而抬起头来时，他倏忽之间又变成了一个外因论者，似乎又走回了他已经远离的本体论的道路。
亚里士多德认定，任何事物都必须具备四种原因才能形成和存在，这四种原因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例如，人们在建造一座房子时，首先必须有砖、瓦、沙、石、灰和木料等原材料，这便是质料因，它是事物的由来和物因；然后，还需要有房子的设计蓝图，即形式因或原型、本因；其次，还得有房子的建设者，这是构成事物的动力，即动力因或事物变动的动力源；最后，不能没有建造房子的目的，即目的因，事物之所以成的缘由。
在这四种原因中，质料是消极被动的、不定形的东西，它犹如一块刚从山上采回来的大理石料。形式是积极的，它能使质料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就像大理石料被雕成一个塑像那样。既然能动的形式是质料变为现实的推动者，那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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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动力因了，同时它也是质料在这一转化中所要追求的东西，即所要实现的目的，因此，它便成为了目的因。如此一来，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三者合一，“四因”之中就剩下质料因和形式因这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了。
质料因是事物的基础，缺了它事物无以构成，恰如没有砖瓦无法盖房子那样，而形式则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性质由它决定，就像设计图纸决定楼房成品那样。事物形成过程就是由质料转化为形式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潜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例如，将泥制成砖、便是质料（泥）转变为形式（有一定形状的砖）的过程，在其中，泥作为一种潜在的砖变成了现实的砖。
因此，这个过程又表现为质料追求形式的过程，它在追求自己本质的实现。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砖，泥是质料，砖是形式；但相对于房子，砖是则是质料，房子才是形式；房子又是构成城市的质料……如此追溯下去，岂不没完没了？亚里士多德可不想这么飘忽不定，他终于搬出一个“纯形式”
，以截断这种相对主义的思路，给出一个最终的原因。
在质料追求形式的无穷系列的尽头，存在着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形式，它以世界万物为质料，又是万物追求的最高目的，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因此它便是“纯形式”。纯形式本身无所追求，不变不动，但它却是促使万物追求各自目的而运动的推动者——即第一推动力。
这样一个玄乎的玩艺儿，说穿了就是神的代名词。这个“纯形式”看来与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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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最后走到纯形式，亚里士多德也从朴素自然的唯物主义落入神学唯心论的窠臼，将他引入这个泥淖的，便是那条勾引过泰勒斯、巴门尼德等人的寻求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思路，希望找到脱离万物而独立存在的本体这种强烈的理智要求，使他从万物中抽引出了“纯形式”这个最一般性的概念，后来为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大加利用，以便证明上帝的存在。
相对于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认识理论，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蜡块说”的感觉认识论。他批评了柏拉图，指出了知识并非天赋而来的，不可能由回忆获得，而只能来源于感觉，感觉是认识的基础。人的心灵就象一块“蜡块”
，而事物就像一只金戒指，金戒指印在蜡块上的印痕就是感觉。然而，感觉只能感受事物的形式，而不能认识事物的质料，正如蜡块上印的是金戒指的图纹，而不是金戒指本身一样。因此，感性认识必须发展到理性认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认识事物的原因。不过，正如前述，由于他割裂了形式与质料，所以，他坚持认为，正是因为感觉只能触及事物的形式而不能深入其质料，所以人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显然，亚里士多德这种唯物反映论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除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建树以外，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也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被称为“逻辑学之父”
，同时又是西方美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所提出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定义及其政治学体系对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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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善于做兼收并蓄、杂揉改制的功夫，而他的性格也不急不忙，言词极有分寸，从不为激情所左右，因此我们对他所提倡的生活上的中庸之道，便不会觉得奇怪了。
亚里士多德说过“中庸即美德”这样的名言，他的伦理学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原则建立起来的。何谓中庸？既非过度，亦非不足，不多不少，而居于两个极端之间，就是所谓“中庸”的适度状态。亚里士多德也把“中庸”称为“居间者”
，也就是数学中所指的中点。当然，它并不是以精确的数字计算出来的准确平均数，而是一种依据不同对象的不同力量变化的一个变量，要由具体的的力量对比情形而定。如一个人吃一斤东西太多，半斤又太少，那么要吃多少就得由他自己觉得适宜而定了。中庸的东西因为是适度的，所以总是好的，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譬如，一个体形完美的人应该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吃饭太饱了伤身，太少了饿胃，适中最好；一支乐曲，太激昂显得粗暴，太低沉又变得萎靡，应该抑扬顿挫、高低兼顾。在道德生活上，中庸更是应该提倡的美德。愤怒、恐惧、快乐和痛苦之类激情太少或太多都不好，一个有德的人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大悲大喜，无所节制。勇猛过头便是鲁莽，胆气不足又成怯懦，唯有适中的勇敢才是美德；同理，过分的节制导致禁欲，放任自流又沦为纵欲，能适宜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就是美德；慷慨作为美德处于浪费与吝啬之间，文雅在粗野与卑屈之间，自尊则在傲慢与自卑之间，等等。总而言之，恶行的特点是过度与不足，而美德则表现为中庸适度。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的伦理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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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例如，由豪富者或者赤贫者掌握国家大权都不好，只有中产阶级当政才能保持更好的平等。富豪当政，往往会专横跋扈，践踏法律，惘顾群众生活，容易沦为个人独裁和暴君统治，还可能因财富太多而招人嫉妒甚至谋杀，致使政权摇荡不稳。
相反，那些两手空空的赤贫者，无知识无教养，只适宜被人统治而不懂治理国家，而且他们一旦手中有了权柄，很有可能用之于掠夺别人的财产，或者演变为类同暴民专政那样的极端民主政权，使社会陷于混乱。
与这两个阶级不同，中产阶级是最适宜掌握政权的阶级。他们人数最多、力量最大，既有知识教养，又有适量的财产，既不会产生过分的野心去侵吞别人的财富，也不会因太富而被谋杀，因此，他们适宜作协调不同阶级利益的掌权阶级。由中产阶级掌权，既可防止暴君出现，又可避免陷于极端民主化，能得到穷人和富人的首肯，使国家稳定昌盛。这种政治理论显然出自亚里士多德身处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