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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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托马斯主义如日中天的１３世纪，自然科学开始兴起。虽然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仍处于萌芽阶段，还与中世纪的巫术和炼金术等幻想迷信混为一团。但是这一新生事物一经破土而出，便对正统经院哲学摆出了挑战的架势，力图突破束缚顺利成长。晚期的唯名论裹挟着科学这一有力的思想工具，与其他许许多多“异端”学说一起，猛烈地冲击着经院哲学的正统理论基础——实在论。
英国人罗吉尔。培根（Ｒｏｇｅｒ
Ｂａｃｏｎ，１２１４—１２９４）学识渊博、思想新潮，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做过大量实验科学研究，非常轻视托马斯主义。他直言不讳地说，阿奎那根本不懂希腊文，不能直接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却居然能够成为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这岂非咄咄怪事？
况且，翻译文本不甚可靠，以此为据进行论证和演绎，难免不谬上加谬。为了获得新知识，人们不能依赖权威，而必须诉诸实验，而且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根据这种原则，他指出，只有经验的对象（即个别事物）才是实在的，一般和共相只不过是个别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已；上帝只创造个体的人，自然界不会产生“一般的马”
，而是产生许许多多个别的马。培根为自己这些思想言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被流放法国，后被囚禁于监狱长达１３年之久。
培根的英国同胞邓斯。司各脱（Ｊ。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ｕｓ，１２６—１３０８）生于苏格兰，年轻时像培根一样进入具有革新思想和反正统倾向的思想堡垒——牛津大学，同时加入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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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教团。和培根一样，司各脱非常重视数学的作用和自然科学问题，他成了晚期唯名论的主要代言人，代表法兰西教团与以阿奎那为首的多米尼克教团展开长期的激烈争论，焦点便是唯名论与实在论问题。他主张，一般仅仅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个别事物本身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个性与共性在个别事物之中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并非两个实体间的差别，而只是形式上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形式的区别，人才可能作出一般性的命题。
司各脱著述很多，可惜英年早逝，享年仅有４０出头。好在他教出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学生，继承和发挥了他的思想。
这位学生便是威廉。奥康（ＷｉｌｉａｍＯｃａｍ，１３０—１３４９）。
奥康生于英国伦敦南部，先入读牛津大学，后赴巴黎大学，成为司各脱的学生，并加入法兰西教团，和激进派同道一起坚决反对教权至上主义，与教皇发生冲突。
１３２４年被捕，第二年其教观点被宣布为异端邪说，并遭革除教籍的严厉处罚。
几年后他越狱逃到了德国，支持德意志皇帝反对罗马教皇。一天他一本正经地对德皇说：“请你用刀剑保护我，而我将要用笔来保护你！”
在德国，他发表了许多直接抨击罗马教廷的文章，因此不断受到教廷的咀咒。
奥康是唯名论最后一位中坚人物。他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认为只有单独的、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才能存在，而共相或一般等等只是抽象的普遍的概念，它们仅仅存在于人的思维中，是一种记号和名称，充其量只代表思想而不代表客观存在。这些说法只是简单地继承了唯名论的传统，而无多大的创新，使奥康扬名哲学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那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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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思想“剃刀”。基于唯名论的立场，奥康认为：我们所能用感官去验证的只有个别和具体的事物，因此没有必要在林林总总的个别化的大千世界之上，再加上许多毫无用处的抽象概念；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必须遵循节约和经济的原则：如果在只用少数几个原则就可说明事物的情况下，却滥用了过多的原则，那就是浪费时间；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这个“思维经济原则”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奥康的剃刀”。
奥康及其门徒挥舞着这把锐不可当的剃刀，不仅剃掉了神学家们许许多多烦琐无聊的观念垃圾，而且剖开了经院哲学的胸膛，直捣其理论基础——实在论的老巢。他比司各特走得更远，既反对安瑟伦，又否定阿奎那，认为通过感觉经验无法认识上帝，就算是理性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人们只能依靠信念来信仰上帝及其各种属性（如三位一体、灵魂不灭等）。得力于这把剃刀的开路，奥康的哲学风靡一时，１４世纪时出现了强大的奥康学派，使唯名论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它的经验论方法引起人们对传统信仰的怀疑和对神学的蔑视，促进了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瓦解了经院哲学的思想大厦，而“奥康的剃刀”则一直传承至今，在英美经验主义者手中继续发挥着删繁就简、抨击教条的思想功能。
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是在经院哲学成熟和鼎盛时期的产生的，它是中世纪罕见的一次较有哲学意味的思想斗争。
这一争鸣所涉及到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今天仍不能轻言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恰如人们不能说本体论问题早已迎刃而解那样。如果上述论争只停留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问题就会简单得多。但事实上，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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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还是唯实却牵涉到基督教的根本理论基础，即上帝是否存在的思想依据，因此，这一争论便成为了正统与异端的对抗问题了。正如所见，唯名论者和其他异端思想家一样，不仅遭到正统派在理论上的围追堵截，而且经受了人身上的拘禁和流放。思想辩论演变为政治压迫，这是在政教合一的历史时代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从历史发展来看，唯名论具有革新的倾向，正是在它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实在论日渐收缩自己的地盘。从经院哲学内部来看，唯名与唯实之争只是同一哲学系统中的内讧，二虎相搏的结果便是两败俱伤，最终导致经院哲学的衰落。当然，在经院哲学的残墙颓垣之间，又长出了两株枝叶参天的思想大树，那便是近代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两股强大的哲学思潮，前者是从唯名论的废墟上破土而出，后者则是由实在论的余灰中拔地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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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回到尘世
基督教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光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几乎占了西方文明史的三分之一。这在世界各大文明圈中确是罕有其匹的。假如将这段历史笼统的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而加以一笔抹杀，那就太过粗暴和简单化了。事实上，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人深入地发掘了自己内心那种深沉的宗教意识，极大地发展了那种不满现实、向往永恒的超越精神。
如果说希腊人一心向外、勇于求知，罗马人骄奢淫逸、放浪形骸的话，那么中世纪的欧洲人就显得过于拘谨，过于关心自己来生的信念了。他们忽视了双脚所踏着的大地，举目仰望苍穹，伸展着抖颤的双手，喃喃地祈祷上帝开恩，将他们领出这个恶浊的尘世，超升到永恒幸福的天国。对他们而言，今世的生趣都被来世的恐惧和迷信征服了。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会靠一成不变的教义的魔力，联合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影响如此广泛而又不动用武力的组织，可谓空前绝后。
正如教会所坚持的那样，它的一统天下要依靠一套共同的信仰来维持，而支撑这种信仰的，则是那种吓唬人的超自然的天罚观。同时，教会把持了对信徒“验明正身”
，决定其是否得救的绝对权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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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的教义和森然的教会便像一个沉重的铁套子一样，罩住了中世纪正在发育的欧洲思想。
在这个无法摆脱的套子里面，经院哲学侷促无力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徘徊，在一大堆真伪莫辨的假设和先验的结论中兜着莫名其妙的圈子，而始终裹足不前。
１３世纪，阿拉伯人向数典忘祖的欧洲人输出希腊文化，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逻辑震醒和刺激了基督徒，虽然当时的教会仍有足够的势力，通过托马斯。阿奎那和经院哲学家，把亚里士多德装扮成一位中世纪神学家，巧妙地避过了希腊理性精神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然而，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一个像欧洲这样宽广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保持一千年而毫无变化的呢？无论是心狠手辣的教会，还是无所不能的上帝都没有这种伟力。历史循着自己的规律一往无前地迈进。
到１４世纪下半叶，欧洲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已大大地提高，生产技术日益改进，科学开始了它的近代化历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从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和萌发。丰盈的物品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通商口岸成了繁荣的城市，频繁东征的十字军打通了连接东方的通途，引进了一股奢华侈靡和异端邪说的文化潮流，教条主义和禁欲主义受到了质疑。昂贵的羊皮纸曾是僧侣们得以垄断学问的物质基础，但来自埃及的廉价纸张粉碎了这种垄断，中国的印刷术一经引进，便为大众传媒的普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刺激了通俗文学和市民文化的繁荣，进而危及到正统教义的权威。指南针武装了勇敢的航海人，使他们可以不顾危险，躲过风浪和暗礁，直驶入类无知的领域，发现一个个“新大陆”。胆大心细的观察者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看到了与教义背道而弛的宏观天象和微观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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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安于心中的“现状”了。于是，在大学、在修道院、在哲人隐居的山川野林，人们停止了无谓的玄学论争，开始了实验探索。曾企图点石成金的炼金术迂回曲折地变成了化学；占卜星象、预测命运的占星术，不知不觉地演变为以观测为基础的天文学；会说话的动物寓言忽然成了动物学……
这是一个希望的时代、成就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是在每一个领域新的发端和新的事业层出不穷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腐朽的神学再也不能禁锢人们的自由思想了，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岿然不动的宗教意识形态铁幕终于裂出了一道缝隙，从中跃出一股辉映天地日月的思想灵光——那便是震憾了十五六世纪欧洲大地的文艺复兴运动。
“复兴”意味着旧东西的复活与再生，所谓“文艺复兴”
，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文化的复兴。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从事文化研究和创作时，广泛深入地搜集和利用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成果，一时之间掀起了一股尚古之风，言必称希腊便是当时风气的一个典型写照。然而不能把文化复兴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文化复古运动。事实上，它标志着中世纪宗教文化的没落和资本主义新文化的诞生。前卫思想家们抬出古人，并非为了单纯的顶礼膜拜，而是为了借古讽今，借古人之矛来击神学之盾，一切都以张扬自己的新文化和批判教会的神学旧文化为宗旨，他们到希腊罗马的思想宝库中挖掘出古典文化，整理、翻译、颂扬乃至模仿，都是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