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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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于一些基本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人能知道什么？这是认识论、知识论的问题；人应该成为什么？这是伦理学、人性论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想创造一个哲学体系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每个哲学家都自认为自己的体系解决了这些问题，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哲学园地简直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农贸市场。历史终于等到最大体系制造者黑格尔出来收场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体系都收容在我的体系中了。”
不幸地是，这也不过是一个体系而已，费尔巴哈、马克思起来反对它的唯心主义，基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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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起来反对它的绝对主义、理性主义，当然反对它的诸体系又成了其他体系反对的对象，哲学的争吵还有没有完？
反观数学与自然科学，欧氏几何的三角形内角和是１８０°是无人争吵的，牛顿定律是无人争吵的，水的分子式是Ｈ２Ｏ是无人争吵的。
一个科学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解决了，更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科学呈现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研究生物学的人不必再去亚里士多德那里讨个说法，但研究哲学的人呢？怀特海（Ａ。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说，整部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真的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吗？
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孔德（Ａ。
Ｃｏｍｔｅ）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就提出了哲学应当以自然科学为楷模，以观察与实验的实证知识取代传统哲学的抽象、思辨的知识，那些超出人类实证知识范围、专以探讨现象背后的物自体为己任的传统形而上学必须被摒弃于知识之外。到了７０年代，以马赫（Ｅ。
Ｍａｃｈ）为代表的马赫主义更一步发挥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并不是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领域，在现象之外并没有什么物自体，人类知识的范围就是感觉经验的范围。
这样，哲学家逐渐从认为哲学问题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范围到怀疑或许就根本不存什么哲学问题的领域。科学问题之所以能得到真正的解决，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哲学问题之所以从未得到真正的解决，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最后人们怀疑到了语言的头上，是的，哲学问题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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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是有问题的，这一步就是分析哲学家迈出的。
分析哲学家拿起逻辑分析这把剃刀，对传统哲学问题一一进行解剖。他们不再去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要问“世界”是什么意思？
“本质”又是什么意思？这一问不要紧，结果发现许多哲学术语，许多哲学命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哲学家之争原本不是什么事实之争，全是语言之争；他们也不去问“我能认识什么？”而是问“我能表达什么？”
；他们也不去问“我应成为什么？”
而是问“我应成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它和我是什么意思一样吗？“
分析语言便成了分析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分析哲学家是哲学家的哲学家。
这些运动的先驱人物当推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弗雷格（Ｇ。
Ｆｒｅｇｅ，１８４８—１９２５）
，分析哲学的三位巨头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都承认受到他的直接影响。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坦承“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主要是从弗雷格那里获得教益的”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真诚地表示是弗雷格的著作“激发了”
他的思想，至于卡尔纳普他是弗雷格在耶拿大学任教的学生。然而这样一位有着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家在生前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他讲课经常使用一大堆符号，因此前来听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学校对他的教学评价也不高。
一直等到他死后，思想界才真正发现了这位思想家的价值，他被认为是现代逻辑的奠基者，是分析哲学的精神先驱。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主要可归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他的反心理主义思想。他在《算术基础》第一次提出要把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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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开来，意义与逻辑的客观性质完全不同于心理过程的主观性质，他认为应将判断的内容与判断的活动区分开来，１十１＝２这是判断的内容，它是完全客观的、公共的，可以交流的；但每个人进行的１十１＝２的判断活动则是主观的、个人的，一个小孩子在进行１十１＝２的判断活动时，可能心中想的是１个苹果加另１个苹果是２个苹果，另一个小孩子可能想的是１个布娃娃加另１个布娃娃是２个布娃娃。逻辑并不研究人们如何作出如此这般的判断，它只研究思想本身的性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就与笛卡尔以来将一切还原到人的内在心理过程的心理主义传统彻底决裂了。从此分析哲学从传统认识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研究转向了对意义、对客观知识的研究。
二是他的命题函项理论。
２。
Ｘ３＋Ｘ是一个函数表达式，其中Ｘ是自变元，如果把这个自变元除掉，这个表达式就成了２。（）
３＋（）
，因此，任何一个函数解析式都可被分析自变元符号与函数式两部分，函数式本身是不完整、不饱和的、需要补充的。弗雷格把这一函数理论运用到概念与命题的分析之中，比如说“凯撒征服高卢”这个句子就可分析成“凯撒”与“征服高卢”两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不饱和的，它带有一个空位“——征服高卢”
，只有通过代入一个专名或一个代表专名的表达式，才会出现一个完整的意义，这个不饱和的部分称作函数，自变元是凯撒。又如“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这一表达式即可被分析为“——的首都”和“德意志帝国”两部分。
“Ｘ的首都”这一函数表达式，如果我们以德意志帝国作为它的自变元，我们就会得到柏林这一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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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果我们以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它的变元，我们就会得到华盛顿这一函数值。
命题函项论对于后来分析哲学分析命题、概念启发颇大。
三是含义和指称的区分。
这一思想表达在１８９２年发表的《含义与指称》一文中，这里分析哲学中的一篇经典性文章，它开了分析哲学意义理论研究的先河。问题始于同一性命题所产生的困惑，比如ａ＝ａ和ａ＝ｂ显然具有不同的认识价值，说“弗雷格是弗雷格”
（ａ＝ａ）和说“《含义与指称》的作者是弗雷格”
（ａ＝ｂ）毕竟不是一回事，尽管《含义与指称》的作者确实就是弗雷格。为什么？弗雷格认为我们必须在含义和指称之间严加区分。名称的指称是它所指涉的对象，名称的含义则是它所表达的意义，我们用“月亮”这个词指称月亮这颗卫星，而含义则是一种表达式，通过含义名称告诉我们它指称什么。
比如说“《含义与指称》的作者是弗雷格”在这个句子“《含义与指称》的作者”与“弗雷格”这两个表达式指称同一对象就是那位在耶拿任教的弗雷格本人，但两者的含义不同。又比如，“晨星就是暮星”
，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晨星和暮星确是指同一个星（金星）
，因此两者的指称是相同的，但两者的含义却不同，晨星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在早上什么时候什么方位才能找到它，而暮星这个名字则告诉我们在晚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它。一旦将含义与指称加以区分，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名称只有含义没有指称，如“最小的收敛级数”
这一表达式就只有含义而无指称，因为对每个收敛级数都可以发现一个更小的而且还不断收敛的级数。不同的含义也可以指称同一个对象，暮星与晨星含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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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却指称同一个对象（金星）。
弗雷格还进一步将含义和指称的区分运用到命题上面，认为句子的含义是它表达的思想，命题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真值就是句子是真或假的情况。
“晨星是晨星”
“晨星是暮星”
这两个句子真值相同，即指称相同，但意义不同。
弗雷格早期在进行逻辑研究时就发现日常语言的不完善性与模糊性，他提醒人们“语言很容易引导我们去错误地看待事物”
，并宣称“哲学家的绝大部分工作在于——至少在于——同语言作斗争”
，在于“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制”
，他的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科学和哲学的理想语言。这种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以及对理想语言的追求，在分析哲学运动中颇有影响，它直接开启分析哲学中的“理想语言学派”
（又称“人工语言学派”）
，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即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这一学派唱对台戏的是“日常语言学派”
，它坚持日常语言是值得信赖的，哲学问题的产生恰恰是因为违背了语言的日常用法，因此与此诉诸华而不实的人工建构的语言，还不如诉诸日常语言，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剑桥学派、牛津学派即持此种观点。
二、摩尔：如何用手反驳唯心主义
摩尔（Ｇ。
Ｍｏｏｒｅ，１８７３—１９５８）可能是哲学史上最质朴的思想家，这当然是指他的思想。
他是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但他从不喜欢卖弄哲学的大道理，更不会用怪诞的术语冒充深刻。当唯心主义者装模作样怀疑外部世界是否存在时，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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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教授就立刻伸出手来加以证明，他举起自己的双手，用右手作了一个手势说：“这是一只手”
，接着，再用左手作一个手势说：“这是另一只手”
，于是凭这双手就证明了外界事物的存在。唯心主义者当然不会买摩尔的“手帐”
，他们会问：“摩尔教授你真地认为你是伸出两只手吗？
你难道敢保证你不是在梦中伸出两只手？“
当黑格尔主义者宣称“时间是非实在的”
，摩尔老老实实地说：“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事件在另一事件之后或之先，那你肯定搞错了；因为午饭之后我去散步了，散步之后我又洗了一个澡，洗澡之后我还喝了茶。”
下面是摩尔哲学的专家马尔科姆（Ｎ。
Ｍａｌｃｏｌｍ）为摩尔反驳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设想的一张清单。
哲学家：“空间是非实在的。”
摩尔：“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在别的东西之右或之左，之后或之上，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