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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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5月审判终于开始，这场圣乔治为之努力了很长时间的审讯受到了聚集在法庭上的民众的关注，并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巴勒莫全城的人和警察局局长一起关注这桩案子的审讯结果。最重要的证人是前任“最高首领”弗朗西斯科·赛诺。虽然无法确定，但是很有可能，赛诺凭直觉感到政治气候的变化，意识到审判可能的走向，决定主动与他以前的黑手党同伙和解。在他向法庭陈词时，所有围栏后的被告都安静地、紧张地注视着他。他否认曾和圣乔治谈起黑手党这样一个犯罪组织。
随后，更多的证人纷纷效仿赛诺。在贾莫纳家族附近拥有土地的一个人作证说，贾莫纳家族的人“对与他们做生意的任何人都很大方。提起他们，人人都会夸赞”。乔斯·惠特克被带到证人席，他否认女儿奥德丽被绑架一事。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甚至根本不打算出席法庭。他传话来说，他从来没有和诺托兄弟讨论过发生在他奥里乌扎庄园被盗的事情。福罗里欧家的一名佣人确实出庭作证了，但却声称看守彼得罗·诺托（即黑手党二老板）是“真正的绅士”，他确实应该受到福罗里欧一家的尊重；彼得罗·诺托甚至还几次被委托护送芙兰卡的珠宝，价值总计80万里拉。
至少有一个证人没让圣乔治失望。尽管受到威胁，尽管被迫在夜里从店里逃走，朱赛帕·迪·赛诺再次鼓起勇气，说出她女儿被杀害的经过。那两名车夫的妻子也勇敢地站到证人席上作证。
数十名辩护律师在总结陈词时，个个滔滔不绝，但说出来的话却义复杂难懂。他们指出，这个起诉大量黑手党党徒的案件甚至根本就没被允许上法庭，这是否足以证明起诉证据的关键弱点？他们争辩说，什么样的犯罪组织会允许成员之间不断进行流血冲突呢？一位辩护人论证，“黑手党”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中的“maaf”，指的是“对自我个人身份自视过高”。这种态度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所有的西西里人骨子里都带有几分这样的态度。诉讼程序不时被一名像狼一样嚎叫的被告打断，律师称其精神失常而为其做无罪辩护。
1901年6月，圣乔治抓获的黑手党中只有32名——包括诺托兄弟、安东尼诺·贾莫纳的儿子和多玛索·达莱奥——被判缔结犯罪组织。鉴于他们已被羁押一段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获释。在圣乔治看来，这次的胜利如此微乎其微，以至于他觉得失败了。被采访问及此案，他一反常态地流露出内心的痛苦：“只要是人们头天晚上告发黑手党，第二天早上却又去为其辩护，那么这桩案子就不可能会有其他结果。”
圣乔治的审讯得出如此不尽如人意的结果，看来意大利政府只有采取坚定的政治措施才能进一步对黑手党及其保护体系做抗争。但是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闹剧上演过后，意大利政坛已经恢复常态。对罗马的政客们来说，政府的主要事务就是在派系之间建立不稳固条约，而打击黑手党再次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阻碍。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建立更多的联盟，他们的联盟如果来自西西里西部，尤其是来自福罗里欧的航运公司，审讯他们声名狼藉的朋友将会事与愿违。圣乔治的报告被存进了历史档案。
但是四人失踪案并非警察局局长圣乔治调查的唯一线索。1898年8月被总理佩卢克斯派去巴勒莫当警察局局长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简单的指令，要求他深入调查有关—个知名人士的案件，这个知名人士就是：唐·拉法莱。帕里佐罗。
诺塔巴托洛谋杀案
艾曼纽·诺塔巴托洛·迪·圣乔瓦尼侯爵是黑手党第一具“优秀的死尸”，是两西里社会精英中的第一个受害人。在谋杀案件出现后的一个世纪里，黑手党从未杀害过其他像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如此有声望的人。他是西阿里岛的杰出公民。19世纪70年代，他曾担任过3年的巴勒莫市长，这期间他以正直、毫不妥协而著称：他因处理海关上的腐败而与黑手党为敌。后来他被任命为西西里银行行长，一直到1890年。他对这项使命投入的正直和精力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893年他的被害，以及接下来十多年有关这一案件的一系列轰动性的审判把西西里社会分成两派，并且对黑手党与政治家、法律官员和警方的关系的揭露震惊了整个意大利的公众舆沦。圣乔治的审判不过是一出地方闹剧，其重要性在全国新闻中不值一提；而诺塔巴托洛一案则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被媒体大肆报道的有关黑手党的事件。
许多年以后，诺塔巴托洛的儿子、海军军官莱奥波多写了一部很感人的关于他父亲的传记。传记讲述了他自己在诺塔巴托洛惨案中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在案发后那些恐怖日子里开始的。被悲痛压垮、被深切的怀念困扰的莱奥波多——当时年仅23岁的海军上尉——回想之前休假与家人度过的珍贵的三个月期间里任何有可能导致他父亲被害的线索。他脑海里一直回想起他们一起在曼多里拉家族庄园的时光。这个庄园象征和他父亲有关的一切价值、他努力工作的能力。从这里往西北方向走40公里就是巴勒莫市，住在这里使父亲远离城市的烦恼，而现在这里将是父亲的纪念碑了。
艾曼纽·诺塔巴托洛买下曼多里拉的时候，莱奥波多才不过是个婴儿。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凉之地；庄园上125公顷贫瘠的土地从一块只有野生夹竹桃丛生的三角形石头地面陡立于多尔多河左岸。（多尔多河是典型的西西里河流——冬季是激流，夏季则是干涸、多岩石的沟壑。）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建筑是一间小石屋，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一地区道路状况极差，匪徒们经常在此出没。
莱奥波多慢慢长大，亲眼看见父亲把曼多里拉变成一座示范农场。尽管在西西里银行有繁重的工作，艾曼纽·诺塔巴托洛把所有的空余时间以及扣除孩子教育费用后的薪金全都投入到这个农场。他以一种开拓者的精神经营着农场，拒绝像多数巴勒莫农场主那样将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他也拒绝使用附近的卡卡莫小镇上的人，这个小镇是出了名的黑手党据点。渐渐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之后，他雇村民修建河防，在上面种上山榆和仙人掌。多尔多河河岸岩石剥落的陡坡上种满了漆树——一种根部坚硬的灌木，春天整个小山会覆盖上一层球形黄色小花。夏天，农民会摘下树上的叶子，晒干、切碎供应给巴勒莫的制革厂。
庄园的水供给来自在农场发现的几处地下水源。他在庄园里种上了柠檬树、橄榄树和葡萄藤。橄榄油和葡萄酒储藏在建在庄园最高处的农屋下一个很大的地窖里。每一块砖都必须由骡子从萨拉车站运过来。在被害之前，艾曼纽·诺塔巴托洛还打算为他的农夫们建造一座小教堂。曼多里拉可谓是当地建立起来的一个乌托邦。（这是像诺塔巴托洛这样的开明保守派们想要在整个意大利实现的梦。他们意识到新国家的贫穷和不稳定，看到大部分意大利南部乡村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但是他们害怕工业化正在带给北欧的社会冲突。于是，他们寻求一种家长式的乡村资本主义——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安全小路。曼多里拉对诺塔巴托洛来说不单纯是一项投资；它是下等社会也是中产阶级学习努力工作和忠诚的学校。）
1893年1月13日，据莱奥波多回忆，他和父亲度过了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的一天，骑马穿过庄园，穿过每个角落。自从辞去西西里银行的工作之后，他的父亲有了更多的时间经营这片土地。那天晚上，诺塔巴托洛坐在他那张大方桌边，记下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时，莱奥波多无意间打开一个抽屉，发现一只大的锡铁盒，里面有左轮手枪弹壳和许多盒步枪子弹。“这就像在战舰上找到一本杂志一样让人感觉稀奇”，他说。
他父亲笑了笑，放下笔，开始展示他房间里的安全措施。房顶由耐火砖造成，由钢梁支撑。那扇超重的门上用的是英国最新生产的锁。透过一扇窗户可以看见村庄的大部分区域，而透过另一扇窗户则可看见通向农场的唯一入口。“我在这里”，他说，“谁都不怕。携带着武器，有一位勇敢、值得信赖的同伴陪着我，我自己可以对付20个罪犯”。曼多里拉是一个必须坚固防守的乌托邦。他停住了。然后，耸耸肩，补充道：“不管怎样，这些都没意义。如果他们想伤害我，他们会使用奸诈的勾当，就像他们第一次那样。”
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莱奥波多的脑海中。父亲指的是1882年他被匪徒神秘绑架的那一次。就是这次遭遇使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如此担心自己的安全；赎金谈好被释放之前，他被关在一个小山洞里6天。匪徒首领威胁要发动暴力正面袭击，交纳赎金是避免血腥之灾的唯一办法。在诺塔巴托洛被释放几天之后，绑匪头子被发现在去卡卡莫的路上死了，背部中了好几枪。警方收到匿名密报之后，在维拉巴泰——黑手党泛滥的巴勒莫卫星城——一套属于一位男爵夫人的空别墅里发生了一场枪战，其他绑匪也被捕了。绑架之谜一直没有解开，但是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心里有着强烈疑问。回想他父亲死后的悲痛日子，莱奥波多开始怀疑上次的绑架和这次的谋杀是否有关联。
不到一周后在巴勒莫港口——1月18日——莱奥波多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他记得登上开往那不勒斯的船；这是旅程的第一段，先到威尼斯，然后转乘开往美国的船只。之前的三个月是自上海军学院以来第一次回家待这么久。这也是他第一次可以与父亲平等相处，坦率地交流有关商业、政治和职业的看法。船渐渐起锚，莱奥波多站在船尾甲板上，目光在忙碌的港口上寻找，直到看见小船上父亲那熟悉、笔直的身影。转眼间，小船被两艘前行的大船夹住，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1893年2月1日将近中午，在从曼多里拉出发骑马两个小时后，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登上了萨拉车站巴勒莫服务区一节空的头等车厢。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放松。在绑架案发生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很谨慎——在乡间行走时他总是带着枪——但是从未听说过匪徒在火车上发动攻击，所以他卸下步枪，小心地放在上面行李架的网架上。他把雨衣、帽子、安全带挂在上面之后，坐下来，看着窗外，等待睡意的到来。随着火车沿着海岸向西转，他等着看慢慢变暗的第勒尼安海出现。
直到下一站泰尔米尼伊梅雷塞之前，车厢里一直是诺塔巴托洛一个人。在车厢的角落里，他垂着头，一副快睡着的样子，似乎是火车的靠站惊醒了他。火车在6点23分离开泰尔米尼伊梅雷塞，晚点了13分钟。车开前不久，两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圆顶高帽的人上来了。
副站长发出了开车信号。火车开后，他的目光开始仔细在头等车厢里寻找——他知道他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朋友会在其中的一间车厢里。但是他的注意力被站在紧挨着他朋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