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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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比洛由于担心他所有的财产被榨光，便报了案。他的“朋友们”被逮捕并被判刑。
“黑手”（“Mano　nera”或“Black　Head”）这个名字注定要比这个匪帮更为成功。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勒索信开始署名“黑手”。显然，是兴奋的新闻报道开始让犯罪分子有了这个想法。这个名字从纽约传到芝加哥、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直到它一度比“黑手党”（mafia）一词更多地被用来指代意大利的有组织犯罪。
“黑手”成了一种犯罪流行。除了专门的匪帮之外，嫉妒的邻居、商业对手、拮据的工人和恶作剧者也写署名“黑手”的信。这种由“荣誉团体”使用的犯罪名称竟被如此滥用，这在西西里岛是难以想象的。在每条街上都有间谍的黑手党家族以野蛮的手段维护他们对恐吓的垄断权。

尽管没能给嫌疑人定罪，“木桶尸体”案使约瑟夫·彼得罗西诺成为纽约人眼中的新型英雄，就像早期的拓荒者一样。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美国救赎力的一个寓言故事，他从一名贫穷的拉丁佬（dago）〔※美国人对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蔑称。〕变成一位正派的警探。还有谁能在潜藏着黝黑的意大利移民的黑暗、拥挤的公寓和汗血工厂巡逻保卫美国人呢？
彼得罗西诺把数以百计的意大利犯罪分子遣送回国，还关押了许多人。他在纽约警察局的官职继续往上升。1905年1月，他被任命为纽约警察局新设的意大利分科科长。不久后，他成为第一个被升为中尉的意大利裔美国人。1907年，他在意大利居民区中心莫特街的圣帕特里克老教堂和阿德利娜，萨利诺结婚。
第二年，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来纽约访问，彼得罗西诺被派去维护治安。这个当初被怀疑杀害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嫌疑犯后来被宣布无罪释放。他到纽约是来感谢那些据说为他的事业贡献了2万美金的人。接受《纽约先驱报》一名记者的采访时，唐·拉法莱声称，他此行的首要目的是“给他的西西里同胞灌输良好的公民原则”。当被问及是否和黑手党有关系时，他笑了笑。
此时，彼得罗西诺的名声已经传开了。新从意大利南部来的罪犯会要求被带到警察总局，让朋友指出那个他们常常听说的警察，以便能够见识一下他的模样。1908年秋，这位勇敢的中尉因参与逮捕那不勒斯一名带头歹徒而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一块金表。
尽管意大利授予彼得罗西诺一块金表，他和他的上级已开始对意大利当局不能阻止犯罪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离开意大利海岸来到美国感到厌倦了。1909年2月，彼得罗西诺成为警察局新成立的情报分部的指挥官。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关于西西里有犯罪记录的匪徒的情报网。考虑到给黑手党分子定罪的困难，彼得罗西诺希望能利用在西西里岛搜集到的情报尽可能地把更多的非法移民从美国驱逐出去。
1909年2月21日，彼得罗西诺抵达意大利南部的热那亚港。向南行进时，他中途在罗马停留去见了一些官员，还去萨勒诺附近看望了他的哥哥。2月28日，“黑手帮”的匪徒在巴勒莫着陆，准备在黑手党的家乡与其展开较量。
彼得罗西诺的尸体于4月9日由冠达邮轮公司的“斯拉沃尼亚”号运回纽约。当时他已经被害四周。船只因天气恶劣而被耽搁。彼得罗西诺的遗体被列队护送至他拉法叶街233号的公寓。五个排的骑警和一个仪仗队护送灵车，车上放满了西西里和纽约的官方机构敬献的花圈。原计划他的尸体庄严地躺放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供公众瞻仰，但是由于尸体防腐失败，人们只能看到盖子上的一张照片了。《纽约先驱报》估计有2万人来追悼他。报纸还怀疑，尸体防腐是被故意搞砸的，这是西西里黑手党对死者最后的侮辱。4月12日，另一支庄严的队伍带着彼得罗西诺的尸体穿过街道来到莫特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举行葬礼。
彼得罗西诺的死是因为他低估了西西里黑手党的势力和残忍。他的街头常识只适用于纽约，他对于故国有种移民者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木桶尸体”案调查期间，当在一次访问中被问及黑手党时，他的谈话充满了偏见和民间传说：

几乎每个从西西里来到这里的人都受到这种道德疾病的折磨。它是遗传而且不可根除的。黑手党是一个联系松散的组织，但是那种反抗一切形式的法律、一切形式的官方机构的精神是所有和它有联系的人的本能。在西西里，妇女和孩子在田间拼命千活，男人则会肩上扛着枪招摇过市。

彼得罗西诺去意大利本该“保密”的任务被纽约新闻界事先宣告出来。到了巴勒莫之后，他拒绝了提供的武装护卫队。他认为他唯一需要的保护措施就是用以行贿的美金。他使用这个在纽约证明极为成功的手段，大胆地试图与犯罪分子及黑手党在大街上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当然，这也是西西里警察会做的事，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想到单独这么做。彼得罗西诺死后，人们发现他居然把手枪忘在了酒店房间。
巴勒莫警方怀疑彼得罗西诺的死和“木桶尸体”案有关。两名黑手党分子和彼得罗西诺在同一时间回到西西里岛，并用密码电报与“皮杜”．莫瑞罗保持联系。有种说法是，莫瑞罗和朱塞佩·丰塔纳指使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代表他们安排这次谋杀。卡希奥·费尔罗被捕时，警察从他的身上搜到一张彼得罗西诺的照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词：唐·维托的政治盟友、一名议员，声称彼得罗西诺被枪杀时，该黑手党分子正在他家。令美国新闻界气愤的是，这个案子甚至从未开庭审理。
多年后，在法西斯统治下，卡希奥·费尔罗被宣判无期徒刑，他的事业从而画上了句号。费尔罗在狱中接受了采访。他说他这一生只杀过一个人，“而且，我那么做是公正无私的”。这一隐秘的话语被理解为是暗指最为著名的谋杀案：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他的名字曾与之联系在一起。他话里的隐含意思可能是说他是为了帮助他的美国同僚才进行谋杀的。这种“坦白”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他犯了杀人罪。它可能只是费尔罗为享受荣誉而从另一个黑手党分子的经历中所偷来的故事。和“木桶尸体”案一样，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也仍属未破案件。

和大多数到美国的西西里移民一样，莫瑞罗匪帮的成员可能并不打算长期居住。但是和这些移民中的很多人一样，最有名的成员在美国度过余生。对一些人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很长。因泽里洛又开了一家小点心店，但随后不久便被枪杀。迪·普利莫由于在新新监狱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公牛”佩托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朗敦。1905年10月25日晚，佩托在自家后院，被人用猎枪打了5枪。彼得罗西诺怀疑迪·普利莫是凶手。彼得罗西诺被杀后，朱塞佩·丰塔纳很快消失了。
匪帮的其他成员在纽约几十年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彼得罗西诺被害那一年，“皮杜”．莫瑞罗因在东哈莱姆区开设假币工厂，被判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25年。他丢掉了黑手党组织首领的角色。
1916年，莫瑞罗黑手党的其他成员和布鲁克林的那不勒斯人展开了一场斗争。在布鲁克林海军街一家咖啡店外的一次埋伏战中，“皮杜”的哥哥中弹丧命。那不勒斯人企图夺取莫瑞罗对洋蓟的控制权，但是失败了。洋蓟是意大利食物中的一种关键成分，这种特殊蔬菜的交易由“皮杜”同父异母的兄弟两罗·特雷诺瓦掌管，他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洋蓟王”。奠瑞罗匪帮在斗争中赢得胜利，那不勒斯人的几个领袖被捕，而且令他们大为吃惊的是，他们还因这次的伤亡被送进监狱。
“皮杜”．莫瑞罗很快就被释放出来。1919年，他在西西里被人认了出来，他正试图获得意大利黑手党的支持，因为下一任最高老板已经将他判了死刑。这些外交努力似乎成功了，因为三年后他还活着，并且还和那个判他死刑的人一起并肩作战。但是，此时美国有组织犯罪的版图已经彻底改变了。


考拉·金泰尔眼中的美国

美国有组织犯罪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不是某次死刑，不是高级匪徒的某次会议，也不是某个西西里“大老板”的到来．而是禁酒法案的实施。1919年1月，在战时对德国酿酒商的荒唐抗议的推动下，美国宪法通过了第18号修正案，禁止“制造、售卖乃至运输酒精类饮料”。同年晚些时候，沃尔斯特法案（即禁酒法案）的通过使第18号修正案生效。这样一来，国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移交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从原料、制造、包装到直接运输到地下酒吧桌子上，匪徒们通过卖滔敛集了大量无需纳税的利润。据估计，在1933年禁酒令废除之前它给非法经济创收20亿美元。
许多普通美国人喜欢喝酒，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允许他们喝酒，于是匪徒们就成了他们的朋友。酿私酒者的高死亡率给他们的工作增添了魅力。一般人认为，“他们只互相残杀”。贩酒的暴利以及公众对非法造酒的友好态度也降低了腐败的门槛。警方、政治家和法官都在这种非法财源中捞得一把。
禁酒法案带来的非法自由竞争让美国人忘记了世纪之交时他们对黑手党以及“黑手帮”的兴趣。把私酒贸易看作是“拉丁佬”入侵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行的。欧洲移民的大量涌人在一战期间告一段落。战争结束后，一系列法令向移民关闭了美国人所称的“金色之门”——或者至少对那些没有秘密通道的非黑手党分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典匪帮时代，在公众心目中是一个由多民族的“罪犯”和“强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由意大利“黑手党分子”或“君子”统治的时代。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众舆论才又一次把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搞混。1969年，马里奥·普佐撰写的《教父》的出版把美国的犯罪集团完全是从西西里传过来的错误公众意见固定下来。禁酒令时期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纽约大都会区，50％的酿私酒者是犹太人，相比之下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
然而在美国各个城市的意大利移民社区内，在禁酒令颁行的时候，一个特定的西西里黑手党组织早已确立下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们的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是尼古拉·金泰尔，他出生于西西里，却于1905年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他被称作“尼克”或“考拉”，取决于他出现在大西洋的哪一边。1963年，已经年近八十、在罗马隐居的金泰尔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决定写一部自传。他把自传稿件交给了一名记者，部分稿件是由其口述、别人代为整理的。这名记者然后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帮助他填补稿件中的一些空白。金泰尔是第一个以撰写自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经历的西西里“君子”。
人们对金泰尔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如同经常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一样，这或许和政治环境有关。然而，最单纯的动机，也是金泰尔自己讲出来的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说自己是个痛苦的老人。他的孩子各个事业有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犯罪出身感到耻辱，并对他们的父亲唯恐避之不及，而正是这位老人为他们支付了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