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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王石:道路与梦想-第5部分

小说: 王石:道路与梦想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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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深圳地产同行再也不敢轻视和万科这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一步脚印一块钱
    1990年,特发公司开发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也已经竣工,它骄傲地屹立在蓝天白云下,堪称高科技和艺术结合的结晶。但对于特发的决策层来说,他们不是在考虑乔迁的日子,而是考虑如何迅速脱手回笼资金,偿还债务。
    由于万科天景花园销售的成功,特发有意委托万科销售发展大厦。大蔡组织专业小组对发展大厦进行了仔细的勘查、研究。
    从江西景德镇军用飞机制造厂租来直升飞机,郑凯南导演带着摄制组登机,接连数天围绕着特发大厦航拍。售楼书也完成了。万事俱备,只差销售。
    根据测算,发展大厦的销售可以为万科带来近1000万元的利润。
    可就在报纸广告刊登的前一天,特发突然撤回对万科的委托,决定自己销售。只好紧急撤回报纸的广告稿,预订的版面改做万科地产的形象广告。
    特发的变卦,刺激我做出了令特发意外的反应:你不是自己卖吗?好,成全你,万科这次是买家,购买你整栋大厦。
    特发一下懵了。此时的特发老总是王新民,原在国家经委工作,刚到特发不久,还属熟悉工作阶段。上一任的袁陶仁,没做多长时间就离职了。在销售大厦工作中负责的是总经理助理袁春熙,李灏书记的前秘书。
    万科自身筹措资金的能力有限,便通过电话联络香港新鸿基证券、香港天安中国和泰国正大集团。新鸿基证券曾是万科股份化的咨询顾问公司,天安中国是万科的发起股东之一,而正大,是我经营饲料时期熟悉的公司。
    前两家公司电话里就谈成了结果,各占25%,现在就差正大集团表态。
    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会所约见到正大掌门人谢国民。寒暄之后,谢先生直截了当地问:“王先生,你希望我们占多少股,投资多少钱,告诉我吧。我们信任你。”
    谢先生这番话很受用。正是因为过去的一段生意交往,沟通才变得如此顺畅。信用无价呀。
    万科牵头,四家联手,正式向特发发出收购大厦要约。参与收购的还有香港的一家财团。
    特区发展公司的态度微妙起来,开出的条件逐渐加码。袁春熙助理的砝码明显挪向那家香港财团。
    特发管理层的心态是,当年大厦急需还贷,你拒绝上交800万美元的额度,现在竟然反过来要收购这栋大厦。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行!宁赠友邦,不卖家臣。结果可想而知:发展大厦的90%产权卖给了香港那家财团,特发公司留下10%的物业作为集团的新总部。
    收购发展大厦的行动失败了,但万科新启动的零售业务却顺利开展。万科购买了罗湖商业大厦的四层作为商业大卖场,与北京祥云集团联手开展连锁业务的谈判也在深入进行。而且,90年代初的万科人事政策中对北大、清华的学生不问专业,来者不拒的做法也引来了一位年轻人。这天,和平路50号董事长办公室接待了一位带着书生气的年轻人。桌子上摆放着履历和一份“商业连锁模式”建议书。求职者叫郁亮,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专业毕业,之前供职深圳外贸集团,见到万科招聘连锁业务的人才广告前来应聘。
    抢占上海滩撤退北部湾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邀请万科参与北海房地产开发。
    待我带着郭兆彬拜访帅市长时,帅市长为难地摊开双手:“你们动手晚了,北海市区的土地已经瓜分光了。”在市长过问下,国土局给万科挤出不到3万平方米的两块地,都在新建的火车站附近。
    以当时万科的胃口,这样的地块自然不够分量。北海有一个名为罐头岭的山峰,景色很美。登到顶峰,凉风习习。望着山脚下的海湾,沙滩、椰树、海浪。“哎,这一片如何?”“啊,地块已经被中信王军划去了。”
    晚饭桌上,我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的开发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我对帅市长的表态既感到惊讶又兴奋,在深圳不能实现的宏伟蓝图,在北海可以大展身手了。
    返回深圳,召开房地产营业部会议研究帅市长的建议。说来奇怪,在图纸上,40平方公里同500亩地块的感觉差不多。换句话,面对如此巨大的面积,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我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
    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个亿。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也得1。5亿~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少说还得80亿,加起来就是140亿~160亿。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足10个亿,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着汤教授的课,后脊梁浸出冷汗。我侧身对孟大强先生耳语:“这一算如醍醐灌顶,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能要埃”本来请专家给政府上课,却结结实实给狂热的王石上了一堂课。好在有这堂课,否则万科盲目上马,后果不堪设想。
    超过25%的利润不做
    1992年尾,深圳国土局主办了一次房地产沙龙。
    作为万科代表,我在发言时明确告诉与会者:“万科超过25%的利润不做。”
    会场哗然。
    我解释说:“现在只要手中有一块地,半年还没开发,地价就涨了一倍。低于40%的利润不做的说法由此而来。但这正常吗?万科做贸易出身,20世纪80年代做录像机,也做过200%~300%的利润生意。因为是超额利润,许多公司都进口录像机,供过于求,录像机降价,销售的边际利润就开始下降,甚至利润变成负数。今年,我让财务将万科1984年到1992年的贸易记录整理了一遍,赚钱用黑字表示,赔钱用红字表示,结果红字多于黑字。这说明这么多年贸易的结果是赔钱超过赚钱;这也说明市场很公平,先前你怎么暴利赚的钱,之后你都得吐出来,而且还要多吐。
    现在的房地产火爆同80年代的贸易何其相似。如果任由下去,一旦市场逆转,利润空间变窄,你怎么办呢?”
    哪有不愿多赚钱的发展商?
    与会的国土局官员、开发商、新闻记者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有的与会者嘀咕:“唱高调也不是这样的唱法呀。”
    还有的更直接:“你赚不到25%说明你没本事。”
    1993年第一季度。
    地价继续上涨,钢铁、水泥、木材价格翻番。
    万科三个工地停工,对方要求增加建筑费用,谈判代表理直气壮:不增加建筑费,开工就得赔,停工被罚款也是赔,但至少落个清净。
    预售楼花,如果不能按期交付使用,对万科来说损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信用。不得已,只好修改合同,增加建筑费。
    进入第二季度。建材价格继续上涨。
    建筑公司再次停工,要求增加建筑安装费。只有忍气增加。核算下来,万科卖出的楼花已经处于亏损边缘。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呀,难道老老实实做好人就得吃亏吗?
    就在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团团转的时候,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进行调控挤压。三大建材的价格应声而落。房地产价格迅速下降。发展商叫苦不迭。
    听到宏观调控的消息,我由衷发出内心的声音:“我举双手赞成!”
    我要求万科地盘的建筑队停工。
    “为什么停工?”
    “为什么?三大建材价格降下来了,我们得重新定价。”
    万科超过利润25%不做的理性思维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在许多发展商艰难度日的宏观调控期间,万科地产的规模以平均70%的年均速度递增,到1998年,万科突然发现自己排在了沪深两市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第一名。
    “3。30”,君万之争揭幕
    1994年3月29日下午2点到5点,万科在富临大酒店召开董事会。
    提交的方案顺利通过。董事张西甫、董事王越陇委托的代表吴大生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一切都显得平静和正常。
    然而,正如美国一本写华尔街80年代一桩著名并购案的图书《站在门口的野蛮人》中,将风险投资家比喻为站在上市公司门口的野蛮人那样。进入1994年,一群野蛮人已在万科不知不觉间守候多时,万科董事长竟浑然不觉。
    3月30日上午10点30分,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和副总张汉生走进我的办公室,昨天已经预约。
    一在对面坐定,张国庆就开门见山:“君安证券准备给万科的管理层提些意见。”
    提意见有必要一二把手一起来么?我觉得有些蹊跷。
    “君安准备下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提出对万科的意见。不要误会,对你没有其他的意思,君安是代表中小股东给万科的经营战略提意见,会对万科的长远发展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更有明显的好处。”
    这番话确实让人感到突然,我从他的话里行间感觉出一些火药味道。
    “我可以参加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么?”我稳住情绪,回应了第一个问题。
    张汉生轻描淡写:“你就不要参加了吧,只是因为要给万科提意见,事前通知一下。”
    “既然给万科提意见,为什么万科的董事长不能参加呢?”我越发感觉到来者不善。
    “你要参加也没有问题,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建议改组董事会。形式或许会让你觉得有些激烈,但这是为了万科好。改组后的董事会还是由你担任总经理。”张国庆一边说一边起身,表示要告辞了。
    两位老总进屋出屋用了五分钟。
    给万科准备应对的时间只有两个半小时了。
    我赶忙拨打各位董事的电话,告知突发的提意见会,征求对策意见。
    30分钟内,同远在美国、加拿大、北京、青岛、海口、深圳等地的13名董事取得了联系。令我吃惊的是:第一大股东新一代、中创、海南证券等三家的董事不仅知道此事而且是此次“意见会”的发起者。
    电话中,我对西甫几乎是嚷了起来:“君安事前不打任何招呼,搞突然袭击,登报提意见,还说是为了万科好。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在这个时候,新一代不能参加新闻发布会,绝不能参加,明白吗?”
    接通中创代表吴大生的电话,质疑为什么背着万科进行反对万科董事会的结盟?对方在电话中回答:“提意见是股东的权利,以什么形式,只要不违法,是股东选择的自由。”我清楚地感觉到对方语调背后的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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