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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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作家应该写自己受了感动的、消化了的、有深知的东西，因为“真正的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底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个交涉的过程，就像“熔炉”中的熔铸，其中主体对客体（包括题材）的选择、渗透形成互相交融的类似化学上的化合反应。胡风后来还用过诸如“燃烧”、“沸腾”、“化合”、“交融”、“纠合”等比喻，来说明创作中作家头脑所起的“熔炉”作用。这些比喻都有意突出“主观精神”的热烈、饱满与主动，而客观的东西正是通过“主观精神”极为活跃的“熔炉”般的熔铸，才晶结为作品的内容。
　　　　胡风还具体探讨了创造形象过程中作家的想象、直观等属于“主体”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完成现实性与虚构性的“纠合”的。他认为“作家底想象或直观在现实的材料里面发现出普通人眼看不见的东西，给以加工、发展，使他的形象取得某种凸出的鲜明的面貌。在这里就有了作家底主观活动，作家底对于现实材料的批判，在这里就出现了作品底对于时代精神的反映”。他还说，“在创作活动底进行中，作家底思想或观念和对象间的化合作用逐渐地完成，或者被对象所加强，或者被修改。”胡风这些思索所探讨的创作“主体”与写作的“对象物”发生复杂的精神“交涉”的规律，即“熔炉”中熔铸创造的过程。
　　　　在另一篇文章里，胡风更明确地把“想象力”、“感觉力”等看做是作家必备的“才能”，也是创作“熔铸”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条件。他说：“作家底想象作用把预备好的一切生活材料熔合到主观的洪炉里面，把作家自己底看法，欲求，理想，浸透在这些材料里面。想象力使各种情操力量自由地沸腾起来，由这个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活印象统一，综合，引申，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有脉络的体系，一个跳跃着各种情景和人物的小天地。”
　　　　看来胡风在探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时，是格外关注想象、直观、感觉等主观因素的，他一般很少讲思想、观念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在他看来，思想、观念不应是创作过程中外加的，而应该原本就是作家生活经验的结果，并作为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一种生活欲求而存在。胡风并没有否定正确的思想、观念对于创作的指导，但他在探讨创作精神活动时，特别注意作家的情感、想象、直观等因素，他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显然包括这些因素，并由此考察作家不同的个性和感性色彩。这也是胡风区别于同时代其它批评家的一个理论特征。
　　　　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主要是从创作论的角度重视研究和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同时也是为了强化作家的使命意识，丝毫不意味着脱离客观现实，也并不必简单地如过去有些批判者所做过的那样，给他扣上“唯心论”与“个人主义”的帽子。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其实有很实际的时代内涵，那就是纠正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文学上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论等左的影响以及贵族化的文学倾向，恢复五四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振发革命文学的活力。具体来讲，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是左右开弓，既反对“性灵主义”，又反对“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胡风的理论很个性化，也很放得开思路，但他并非那种为了构设体系而大摆理论架势，甚至以理论自显自误的“理论家”，他所提出的理论命题都是有现实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是他对文学发展历史与现状思考的结果。
　　　　不过，也要指出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点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有偏执和不完善的。他强调“体验”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格外注重想象、直观、感觉等主观因素，虽然并不排斥思想、观念对创作的指导，但也未能充分说明创作中的理性思维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他有时已将“体验”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并与理性思维对立起来。这样来解释创作论起码是不全面的。但是由于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于创作过程的具体研究还很薄弱，胡风这种并不全面的探讨又有其特殊的价值。
　　　　（录自温儒敏：《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政治的现实主义还是艺术的现实主义
　　　　在中国现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摆到文艺面前，使得文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对它回避。面对中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文艺同政治的联系，肯定了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了文艺在历史的进程中必须同革命的政治持相同的方向，起它应起的作用，这些也都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和文艺的基本观点相一致。这样，在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就同时出现了两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是关于文艺的创作方法的。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这两个命题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在于，由于国际、国内历史环境的原因（这是主要的），以及革命文艺运动指导者主观的原因（这也是重要的），两个基本命题都被绝对化了：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是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在创作方法上，则必须是现实主义，独尊现实主义。不仅如此，这两个命题互相之间也失去了平等：后者必须从属于前者，即现实主义必须从属于政治。至此，现实主义终于成为政治呼唤的结果了。
　　　　但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中，情况似乎正好“倒过来”。胡风不因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提出改造现实主义，相反认为只有通过现实主义才能正确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
　　　　胡风一方面肯定文艺同政治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文艺终究还有自己的本质；而在他看来，最充分地体现了文艺的本质的，就是现实主义。换言之，胡风是要通过坚持现实主义，来坚持文艺的本质。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当然是胡风观念中的现实主义，它和胡风对立面观念中的现实主义大相径庭。
　　　　（录自支克坚：《胡风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胡风文艺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差异和冲突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此外没有第二个源泉”，他又说，“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客观决定主观，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到资产阶级很深的影响。”胡风同志把作家的主观强调到这样的程度，认定它是最后决定创作的东西，以至说它就是创作的源泉，这正是把问题弄颠倒了，也正是表明他受了资产阶级很深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当时的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他又说：“大后方也是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的老故事，他们希望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生活和题材的差别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有关革命文艺的新方向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胡风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却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针锋相对地宣传着这样一些错误的观点：题材并不重要，任何人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的一面，并不一定要到前进的人民中间去，写你周围的生活就可以，等等。这除了说是有意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而外，难道还可以作别的解释吗？
　　　　毛泽东同志总是一方面肯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作用，一方面又指出他们有脱离群众的恶习，有一整套和无产阶级思想相对抗的思想，因而必须经过十年八年的改造，而改造的道路只能是参加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列主义。胡风同志所讲的“思想改造”却实际上原封不动。虽说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条件也和当时的解放区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基本的精神和总的道路却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两样。
　　　　从胡风同志对于改造问题的看法，还可进而了解他所强调的作家的“主观精神”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既然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并未经过认真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按照他的理论又是不必经过认真改造的，那么他们的“主观精神”就必然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
　　　　胡风同志在一九四○年写过一个小册子，叫做《论民族形式问题》。他这篇论文不仅企图总结当时重庆文化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而且把当时延安的同志们的意见一律当作批判的对象。由于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当时不仅在重庆，就是在延安，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是曾出现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的。然而，胡风同志却不过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理论能力和他的企图太不相称。他对于民族形式的看法不但并不是最正确的，而且包含着一系列的错误。
　　　　他这篇论文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以强调现实主义来取消民族形式。他对于民族形式的提出的了解就首先是不对头的。他完全不理解民族形式的提出的根本意义在于推进革命文艺群众化，在于推进它和广大人民密切结合，在于使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争取‘民族形式’底发展，实际上是争取‘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能够更胜利地得到艺术的表现。”（原书一○一页）从这为了“艺术的表现”的论点出发，就达到了否定民族传统，否定民间文艺，毫无批判地崇拜外来形式的结论。
　　　　继承并发扬原有的优良的传统，同时又接受外国的先进的和有益的文学艺术的影响，这两者都是必要的。只看到一个方面都不完全。然而，文艺上的民族形式的提出，却是针对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在继承并发扬民族传统上还作得很不够，因而缺少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而某种程度地脱离了广大群众这一弱点。民族形式提出来后，当时大体上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强调民族传统，民间形式，然而否认五四以来的传统，否认适当地接受外来形式的必要。一种是肯定五四以来的传统，肯定学习外国的先进的文艺的必要，然而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的缺点认识不足，对于它的相当脱离广大群众认识不足。胡风同志的论文，是后一种偏向的极端化的表现。他以为只要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他不知道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为千百万劳动者服务，而要为他们服务，就必须采取比较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形式。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许多同志都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指出了过去的片面的看法。然而胡风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为《论民族形式问题》这个小册子重版所写的后记中，仍然没有一句批判它的内容的话。这只能说，他是一直还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