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明月-第2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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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玻璃作坊。
我计算了一下，开办一个中等规模的玻璃作坊大约需要一万贯，此外还需要场地、人手。场地一项，我听说杭州职分田很丰厚，每人都有数十顷，甚至上百顷。我们且拿出来十顷地盖作坊。杭州地处港口，制玻璃用的料可以直接海运，货物也可通过大运河四处销售。
所以，我们便以一万贯资金做投资，占50％的股本，杭州团练出牢城营，以杭州监牢里的健壮囚犯为劳力建设玻璃厂，算20％地股份，府衙出官田，占10地股份。两个玻璃老师傅，每人各占一成股份。
这座玻璃坊动用官田，动用团练，总得算来，也算是府衙的官产。此事运筹在我，我出五千贯，算是掌握25％地股份。剩下的五千贯算25％股份，也就是五千贯资金，由县衙的各级官吏衙役认购。每人出多少钱，由你们自己衡量财力，一个铜板不少，一千贯钱不多。但出多少钱，我们到时候按份额分红……
除此之外，各位的职分田都交出来吧，我打算试种一些新物种，每年但有收益，我和你们三七分账，我三你七。我的七分里还要拿出四分，分给种田人，所以最终的分账法是你我各三，总共六分，我们与种田人四六分账……“
赵兴又简略的解释了一下他刚才说的几个新词，然后留给大家去思考，自己跟高俅走到一边喝茶聊天。
他原本以为，五千贯庞大的数额会让人心存怀疑，但他没想到，玻璃的诱惑实在大，大家听说是要制造这种神奇玩意后，不一会，五千贯的额度已经认购满了，争执一番后，最终商讨的结果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处理——按照级别，分配股份。
玻璃这玩意在中国从来就是高科技技术，即使在现代。清澈透明的含铅玻璃也被叫做“人造水晶”，它不是以玻璃地价格出售的，而是以珠宝的价格来衡量的。
今年一年，大宋朝冒出十几个玻璃作坊，他们的产品最终还是按照珠宝的路子走高档路线，并没有像赵兴预期的那样，普及开来。所以，思前想后，赵兴觉得有必要将玻璃的暴利削薄，是它逐渐走向平民化……
前不久。他捐献玻璃器皿的事情，曾遭到苏轼的强烈反对，也让他认清了这点，所以。他干脆利用官方地力量，把玻璃这项旧石器时代的技术彻底做廉，令它廉价到平民百姓用得起。
宋代有官窑，还没有官方玻璃坊，赵兴这里要办的就是大宋第一个官办玻璃坊，这次。他把全杭州的在职官吏都绑在了一起，形成一个紧密地利益团体。
至于玻璃坊具体股份分配问题，赵兴没有参与争论。当然。他一下子占去了25％的股份，其余的官吏也不想他过多的参与，只是因为主意是他出的、工匠是他找来的，配方是他掌握地，大家不好要求他削减。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各地属官按照职务级别划分好了出份额，由于这一企业带有浓浓的官办气氛。所以赵兴也顺理成章规定：官员一旦退职。必须强制出售自己地股份，而后给新官腾出空位……
这其实是项“廉政公约”。通过这一官办福礼机构，他将全杭州地官员绑到了一起，使得官员贪污成本直线上升——一旦官员因贪污去职，那么强制出售的股份，很可能以地板价被后任官员接手。
杭州官员热火朝天的讨论着分红方案的时候，高俅拉着赵兴悄悄走出衙门，他把赵兴领到一处农田，指着遍地的庄稼，不依不饶的继续着他刚才的问题：“离人，你说，杭州明年还会大旱吗？今年冬季会不会也像去年一样，雨雪不正常？”
田地边停放着几个龙骨水车，水车正由几个农夫踩踏着往田里灌水，旁边几个灌好水地田地里，几个农夫正推着秧马往田里播种着冬麦。
这龙骨水车赵兴知道，日本人说是苏轼发明地，并且认为龙骨是现代工业传送带的始祖，因而苏轼也应该是现代传送带之父——对日本人这一说法，中国历史学家很不自在，他们认为龙骨水车不是苏轼发明地，但因为中国专家可信度太低，所以他们的话直接被日本人无视，也被国际社会无视。
不过，在那场争论中，赵兴倒是是私下里认为，或许中国专家撒谎率高达99。99％，但关于龙骨水车这事，很可能他们说对了……但这不关赵兴的事，他没兴趣去追究。而当时的大宋，确实认定：苏东坡为了帮助杭州抗旱，划时代的发明了两项农业技术——“龙骨水车”与“秧马”。
苏轼发明的秧马并没有流传到后代，甚至连图纸都没有流传下去，只是杭州县志以及宋代的一些书本中，记录了苏轼看到杭州老百姓插秧时弓着腰，很累，所以，这位博学多才的制科状元特地了这种可以令人直着腰插秧的工具。
赵兴不知道后世关于秧马的争论，他现在看到的秧马是一个类似鸡公车似的装置：独轮，农夫推着它在秧田里走，鸡公车前方像鸡头一样的装置在泥地里一磕一磕，每次将两个尖嘴插入泥中，总在车轮两旁留下两颗秧苗。
远远的，赵兴看不清鸡公车的具体装置，他站在那里喃喃自语：“应该是轮毂式履带装置，每根轮毂里夹着一根秧苗，推动秧马，轮毂将秧苗送到两侧鸡嘴……功效并不太高，事先还要把秧苗分割好，速度甚至不如手插秧，但有了这东西，妇女儿童等弱劳力也可以整天插秧——尤其适合弯不下去腰的老头老太太。”
高俅引领赵兴来到农田，原本是想让赵兴看看杭州的复播情况，没想到赵兴冲着田里的机械装置念念有词，他赶紧打断了赵兴的走神：“离人，今年虽然天旱，但我杭州却没有饿死多少人，秋收过后，十乘十的田地都复播了，除非今冬还像去年那样雨雪不规律，否则，明春我们只要收获一季，杭州无饿警矣。
再者说，今年收成不好也没什么，苏公已经上表朝廷，请减免杭州三分之一漕粮，约有二十万石，加上你运来的粮，以工代赈疏浚西湖，这样一来，百姓可以轻松熬过这个冬天，明春无论收获多少，总够他们吃到秋末了吧？难道明年雨水还不正常？“
第二部 优雅的贪官生涯
第2133章 满肚子不合时宜
赵兴轻轻摇摇头：“我不知道，也许你说的对，但连续两年雨雪不正常，我们怎能肯定明年就正常了呢……不对，种粮也许不是出路，你刚才提醒的对，我们应该种些更高价值的东西，让我再想想……”
大路上，程爽骑着马一路跑来，气喘吁吁向赵兴汇报：“老师，那些和尚已经把方案做出来了，师公今天中午在寿星院请客，请你过去看看。”
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雨奇堂流传后世也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漾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它环以修竹，外望清溪，苏轼喜欢在此独自处理公文。
偶尔，苏轼办公的地方会更远，他会钻进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
苏轼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而后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
苏东坡很豪放，这是一个才华抑制不住要往外溢的千古大才子。据说有一次他日落回家地时候，同伴是一千名妓女。这些妓女提着灯笼跟着太守回家，灯笼汇成了一片灯海，整个杭州城都给惊动了，百姓都走出家门，看着这位太守在灯海中醉醺醺的回赵兴城堡。
这时的“不携名妓携名僧”的人今天既有名妓也有名僧，而且苏东坡已经照例喝醉了，他醉醺醺的请僧人饮酒，堂上的名妓带着浓浓的脂粉香在名僧中软语轻歌，让那些和尚脸上充满尴尬。
充满尴尬的还有僧佛印。他早知道赵兴对和尚有意见，见到赵兴走进来，一边看着光头和尚，一边看着彩袖飘飘的官妓们面上的笑容意味深长。他有点心虚，所以垂下了眼帘，单手合十不看赵兴。
苏轼就喜欢捉弄和尚，和尚面前还摆着一盆东坡肉，有地和尚盆子里满满的，好像根本没动过。而僧佛印面前的红烧肉已经成了半盘，杯中的酒也空了，一名歌伎正笑着往佛印杯里继续斟酒。一边媚媚地软声劝解。
赵兴一拍大腿。冲僧佛印笑着：“和尚，你破戒了，你怎么也吃起肉来。”
赵兴本以为僧佛印的回答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么他就要继续取笑僧佛印，身边留一个红粉骷髅算什么，没想到僧佛印板起脸。嘴唇冒着油光。一本正经的、特庄严的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话赵兴爱听。
想当年。官人们宣传外面的世界都是万恶的，然后，那些宣传地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宣布：“我儿子不去那里谁去那里？”这叫：把“万恶”留给自己，让别人在“幸福”中煎熬。
它是一种高尚的情操。
僧佛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憎分明地人，是一个纯粹地人，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有高尚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质上的满足——在他颠倒黑白的嘴里，他喜欢去“地狱”享受，留别人在“天堂”苦熬。
人都如此诚实的招认了，赵兴还能说什么。他哈哈一笑，走到苏轼跟前。苏轼虽然醉眼朦胧，但还能看清赵兴，他一抬手，递给赵兴一份厚厚的规划书，嘴里还在嚷：“好啦，西湖三十里，来往不方便，和尚们建议从湖中间筑一道长堤，以便两岸相同，堤地位置已经画好，掘出地土刚好用来筑堤，你就分配人手吧。”
苏轼旁边的秦观也醉了，他拍着手说：“前有白堤（白居易所建），今有苏堤，恩师这一下子，不想留名千古也不成了。”
一名歌伎跪在秦观跟前，柔情蜜意地替秦观擦着脸上的酒汗，秦观这一插话，苏轼一拍桌子，长长的打了个嗝，说：“对了，今日京城来了信——太后来的：除秦观为主簿。这也是沾了你的光……为啥？太后听说你有了孩子，赏赐你银盒与小龙团、瑞脑苏荷香……太后为啥赏你这些？”
这些东西不是赏赐赵兴的，赵兴送到京城的信，是赵琴儿写的，他出海途中去了越南一趟，主持赵琴儿与李源的婚礼。李源娶了一个公主，虽然这公主身份有点不明不白，但大宋没有和亲政策，身为一个越南人，娶一个曾经有封号的县主，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李源能有啥不愿意，何况还有赵兴作保。
通过赵琴儿事件，李源借给了赵兴2000人，协助他稳定南海局势。是赵兴顺利地重夺麻逸大权。而赵琴儿新婚之后，便将自己出嫁的消息写了封信，托赵兴递交宫里。
按惯例，历朝科举榜单是以状元的名字命名的，比如苏轼当状元的那一届科举榜，就叫做“苏轼榜”，而詹邈这一届，本该叫做“詹邈榜”，但由于大宋不愿意提及这个名字，结果让赵兴这一届考生有点不尴不尬：朝廷承认他们是进士，但所有的进士名录中查不到这届考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