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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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汪广洋越是懦弱不争，他越是步步紧逼。
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离开了朝廷。然而这两个老家伙同样的退身避祸之举，最终却都没能如愿以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
而检校组织，不光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在文人墨客那里还有些风雅之事流传下来，也算是锦衣卫和它的前身少有的几处不带血腥和杀戮的逸闻了。
话说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征调到朝廷参与编纂《孟子节文》，老人家觉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着工作起早贪黑，不禁满腹牢骚。他本是个诗人，郁闷间诗兴大发，口占一绝：〃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穿衣服，就这样到了午门还觉得我们来晚了，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园之乐啊，我一定一觉睡到天大亮，早饭不熟都不起来……
老头子诗做成了，牢骚也就发了，回到家啥事没有，一觉睡到四更天，继续起早去上班。没想到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诗啊，'午门朝见尚嫌迟'，嗯，这个'嫌'字不太好，朕给你改成'忧'字，你看如何？〃
钱宰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马跪下磕头谢罪，亏得他老虽老，身体还不错，至少没有当场吓出心脏病来皇上明鉴啊，老臣绝对不是不愿意为大明朝干活啊，绝对绝对没有嫌弃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杀我啊。
朱元璋虽然经常有微服出宫的行为，但他前一天晚上并没有亲自跟踪钱宰，更不曾亲耳听到钱宰吟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钱宰做了这么一首诗的呢？当然就是无孔不入的检校告诉他的了。
这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青书生，可能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针对一颗白菜讨价还价的小厮，也可能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他可能是钱宰下班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这些检校的工作效率实在非常高，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能抄录一份送到宫里，送到朱元璋的手上。显然，在皇宫里也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审看这些报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老头子实行突然袭击。
说来朱元璋对于老头子还是挺回护的，〃午门朝见尚嫌迟〃一句，〃嫌〃改成〃忧〃，变成〃午门朝见尚忧迟〃，不但没了发牢骚的意思，反而还能读出几分争着为国效力的感觉来呢。老实说，钱宰的牢骚诗，放到清朝，绝对够得上文字狱的级别，少说也得灭他个三族五族的，但搁朱元璋这里，也就是戏弄一下酸儒而已，反正钱宰没有因为写这首诗受到什么处罚，还是好好地回衙门编他的《孟子节文》去了。
第8节：昙花一现的杨宪（4）
如此完备的检校报告制度，不会一日而成，他们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手下就有这么一批由他亲自领导、负责情报工作的家伙。当时天下群雄四起，反元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朱元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定鼎天下，情报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古以来，情报工作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往你那里派间谍，你往我这里派细作，其间的阴谋血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作为情报人员的检校，在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并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监察朝廷上下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职官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甚至已经退休的官员，全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
朝廷的官员们，尤其是一些和朱元璋走得比较近的功臣们，包括徐达和李善长，他们都知道朱元璋手下有这么一批专门从事监察工作的人。对于这些人，功臣们可谓是心理复杂，一方面，当日出于斗争形势需要，后方的文官、前方的武将都需要情报，检校的存在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明朝建立以后，在朝堂上论起功劳来却很少有他们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检校组织一向由朱元璋自己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这些功臣们也不知道自己身边谁是检校，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在什么地方做的什么私密事情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朱元璋问起……谁没个七情六欲贪嗔痴狂啊，总不可能时时端着架子做样板。于是乎，朝廷之上人人自危。
第9节：第一个目标，胡惟庸！（1）
第一个目标，胡惟庸！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中国官制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