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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民国那些腕儿-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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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南京派人来山西调查或命他亲赴南京面述天镇战役实况。唐生智接电后即电令阎锡山速送李服膺到南京,要“军法从事”。阎锡山生怕李服膺去南京后“泄露天机”,自己受罪不起,便一方面把李服膺押回太和岭待处,一方面再三电请蒋介石,不要送李服膺去南京,并表示一定要就地军法严惩。就这样,在全国民众抗日呼声中,阎锡山为了推卸责任,向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交代,就把李服膺当作了替罪羊。

李服膺被杀后,曾遭到不知内情的人们痛斥,但却堵不住知情人的嘴巴。时为第二战区参谋长的楚溪春气愤地抱不平,他说:“慕颜死得太冤枉了,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

当阎锡山抓捕了李服膺后又要去抓捕在盘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400团团长李生润时,200旅旅长刘馥气愤不已,冒险掩护李生润逃走,并把李团长留下的“盘山战役”和“阵前日记”收藏起来,准备到国民党中央控告。

61军213旅旅长杨维垣,从天镇撤下来辗转到太原驻防时,不顾阎锡山的忌讳,亲率全旅官兵佐属乘坐军用卡车到李服膺墓地献花祭奠。

11月8日太原沦陷前,阎锡山早已逃到临汾。阎锡山令晋绥军文宣队排演话剧《枪毙李服膺》以继续蒙蔽天下,威慑官兵。一次在陈长捷部(由61军改编的)演出此剧时,李服膺部下一名叫倪保田的排长跳上戏台,脱下军装指着身上的伤疤高喊:“说老子们不抗战,这身上四五处刀伤枪疤是怎么来的?莫非是狗咬的?”当他讲到他们400团冲锋陷阵死伤八九百名官兵时,台下顿时群情激愤,官兵哗然,乱作一团。后来阎锡山怕事态扩大,便下令停演此剧。

李服膺死后,第61军的高级将领深知阎锡山生性诡诈,唯恐遭到暗算,便纷纷逃走。副军长贾学明、军参谋长刘全声、师长李俊功、旅长刘馥等都不辞而别,相继脱离晋绥军。

鸡蛋上跳舞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等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摈除党派之见联合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晋中战役中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地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这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决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的代号为“狸”。

二的做法

二的哲学即中的哲学,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自存自固是其出发点和归宿;二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见风使舵,从中渔利;三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巩固统治;四是追附形势,标新立异,独立特群,彰显个性。其实质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阎锡山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他父亲开设的积庆长钱铺度过的,日常的业务便是放债收息并参与金融投机。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诺、讲信誉,有的却恃强凌弱、以智诈愚,贪婪、狡猾、伪善、欺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阎锡山深谙此道,掌权之后也习惯用商海的眼光看待干部。他大量用人,但又怕他们不忠于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他说:“必须以小人防人,以君子待人。不以君子待人,无以处君子;不以小人防人,无以处小人。以小人防人,君子乐之,小人幸之;以君子待人,君子安之,小人荣之。任人不可以为人太好,疑人不可以为人太坏。任人不可不专,防人不可不密。要在密防之下专任。以君子待人,以小人防人,才是为政之道。”

人们由于出身、籍贯、学历、爱好等的不同,往往形成一些小的团团伙伙。阎锡山的干部队伍亦如此。他针对这个特点,就用“二的方式”分析事物,用“二的做法”树立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相互监视、掣肘、攻讦、争功、邀宠,来达到他了解情况和控制干部的目的。在组织机构上如此,在干部配备上亦如此。

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要建立政治组织。1932年,他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主任后,为了笼络青年,便授意李冠洋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李派),不久又授意邱仰浚组织“建设救国社”(简称邱派)。这两派都以青年学生为发展对象,都发放津贴收买学生,你争我夺。两派学生各有其主,不管对方的主张与做法是否正确,只要不是自己一派提出的就予反击,所以经常发生摩擦,但总的目标又都是拥护阎锡山的。后来阎锡山将它们合并,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1936年,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主持下成为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于抗战爆发前后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高级军政官员讨论和战问题,阎锡山是主和派。回到临汾后,他即宣传妥协,遭到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反对,这使他认识到只能依靠牺盟会抗战,不能依靠它来妥协。于是,阎锡山在日军已发动春季攻势的情况下,于2月1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两个组织,一个代表新派,一个代表旧派,他希望前者帮他抗战,维持山西的抗战局面;当和平到来之时,由后者维持妥协。但由于立场和政治见解的不同,终于爆发了“十二月事变”,使牺盟会离他而去。

同样,阎锡山也让他的官员搞文武对立。1939年,他授意王靖国在军队里建立了铁军组织,掌握全部军权。阎此时提出“领导一元化”、“军政一元化”、“组织一元化”等口号,王乘机提出由军长兼专员、师长兼县长,甚至想由军人兼任同志会的地方特派员。当时的第二战区几乎成了军人的天下。这当然引起文人们的不满,梁化之、李冠洋等人便私下成立了文人组织(又称最后同志),仿照铁军纪律,规定“凡背叛、脱离、诋毁领袖者,愿受组织之处死”。文人组织是在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铁军组织便有人向阎检举。恰在此时,王靖国在西安被蒋介石召见回来后,未向阎汇报即宣传蒋对他的倚重,并印发蒋与他的谈话。阎闻之大发雷霆,骂道:“有人要当曹操,我可不想当汉献帝!”吓得王靖国自打嘴巴,下跪求饶,坚决表示忠贞不贰。由此,阎锡山也发现不能单独依靠王靖国,文人组织这个“私生子”便得到承认。从此形成了文武对峙,王、梁争功邀宠,都要与阎同生死共患难,都愿受最严厉之纪律制裁,都要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又都互相监视,不时向阎反映对方的问题。阎锡山稳坐钓鱼船,不但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而且可以运用自如。

1941年,阎锡山开始利用帮会笼络社会上各色人物。他先成立了民众进步委员会(青帮),自封为大字辈老前人,不久又成立了民众进步总社(洪帮),自封为山主。一时设坛收徒,蔚然成风,就连许多军政人员都成为其门徒。这也说明阎在利用两个对立的帮会为其服务。

阎锡山的特务组织也是两套人马。1938年,阎成立了由杨贞吉领导的敌工团,最初有对敌伪工作的任务,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侦察、搜捕、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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