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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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绂当了许多年的官了，哪能不懂这些呢？这故做门面的规矩，他太熟悉了！这不全是大理寺审案的老一套吗？不过，高其淖说得比别人恳切随和一些罢了。
卢从周接着说：“今天传你来，就是要问问你和谢世济等结党营私、诬陷田文镜的事。我们只是问一下情由，然后审明结案。至于该定什么罪，还要交六部议因，由皇上亲自裁决的。”
李绂在下边答道：“犯官曾弹劾过田文镜是实，而且直至今日，犯官也不觉得弹劾中有什么不实之词。至于说到我们结党，我根本就不明白是指的什么？谢世济和我同年不假，他也是朝廷大员，并且还是言官，他弹劾田文镜自然也是他的权力。若说我不该弹劾他田丈镜，或是我的指参有误，我李绂自担应有之罪。若说到别处，李绂实在难以认承。”
高其倬把惊堂木“啪”地打了下去，厉声问道：“你和谢济世是同年进士，陆生楠和谢是广西同乡，黄振国在信阳说过许多田文镜的坏话，而你又做过半年广西巡抚。把这些串在一起，就足以说明你们是互为党援。今天你既然败露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绂双手按在地上，仰面说道：“高公此话，实在是让人费解。你从前曾和李卫在成都一齐做事，你又是受了李卫的推荐才得入朝为仕的。那么请问高公，我曾在雍正三年时，参过李卫‘不学无术’。那么，能不能就此论定，是你和李卫串通一起来诬陷我李绂呢？上坐的卢从周大人原来也曾做过鄂尔泰的门人，鄂尔泰本人就为官云南。谢济世一直反对改土归流，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能不能说，鄂尔泰是串通了你卢从周大人挟嫌报复呢？高其倬，你问的这些话，自己就不觉得脸红吗？何况，我从鄂省返京时，曾经路过洛阳。虽曾见过田文镜，却根本没有见到黄振国。你又从哪里知道，我是和黄某勾结陷害田文镜的呢？”
高其倬被李绂问得一愣一愣的，他脸一红，便马上又定下神来：“好一张利口！你既然没到过信阳，又从哪里知道了黄振国受了田文镜的冤抑？你回到京城后，曾和谢济世等人在高兴楼吃酒，你们都说了些什么？讲！”
李绂哪在乎他这虚声恫吓啊！他直挺挺地跪着，说出的话却振振有辞：“回大人，黄振国冤抑，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黄振国虽和犯官是同年，可我与他从未有过杯水之交。信阳府讼平赋均，雍正四年，田文镜就报过卓异；雍正五年，他又受到加级奖励。我说黄振国清廉，是根据邸报上说的。田文镜任用匪人张球，连他自己也上本自参了。我的弹劾奏章里说他任用匪人诬陷清廉又有什么错处？我们在高兴楼吃酒时，我确实说了田文镜蹂躏读书人，也说过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偏执之人。当时，谢济世也有同感。但那时，我们谁也没说参本之事。说我们‘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这事，陈学海也在场的，把他传来一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卢从周早就知道，说李绂等“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的罪名是无法成立的。他在一旁问道：“你说黄振国是好人，还说他是受了冤屈。可是，现在从黄某的住处搜出了两万赃银，马贩子还揭出他私卖茶引之罪。这些都已收录在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绂说：“犯官和黄振国之间，并无过从往来。他贪赃既然已有实据，犯官确实是误听了人言，也自有应得之罪。大人问到这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别无可言。”
这样一说，案子就成僵局了。高其倬传令让带谢济世，一边对李绂说：“李绂呀，你如今身在不测，要仔细思量怎样才能承奉圣意。你既然是有错，就应当反躬自省，如果你要上表谢罪，大理寺可以代你呈转。”
李绂想也不想地站起身来说：“我就是上表，也只肯订正黄振国一案，田文镜岂能说是无罪之人？他是河南总督，黄某是信阳知府，他任用了黄某，并且多次表彰，难道他就没有一点责任？”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竟自去了。
谢济世被带进来了，他个头很高，又极重边幅。不仅衣服上没有一丝皱折，就连辫子也打得十分整齐。去刑之后，他还特意地又用手梳拢了一下自己的发辫。他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上坐的审案大员们。一看就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人物。
高其倬想，得先打下了他的威风，便一拍惊堂木问：“谢济世，你知罪吗？”
一百三十一回 堪舆家恼怒滥用刑 宝亲玉和颜问曾静
听到高其倬这张牙舞爪的问话，谢济世只是冷冷他说了一句：“不知道。”
“你参劾田文镜之事有也没有？！”高其倬厉言厉色地问。
谢济世仍然平静地说：“有的。那还是去年五月间的事。怎么，我不能参他吗？”
此言一出，就把高其倬顶得死死的。谢济世虽然官职只有四品，可他当过言官、御史。他当然有参奏之权，就是皇上问到这里他也用不着回避。高其倬也很聪明，马上口风一转说：“你当然是可以参他，但不能挟带私意。我问你，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
“我受的是孔孟的指使！”谢济世不慌不忙地说：“我自幼束发受教，循的就是孔孟之道。千古以下，哪有田文镜这样不尊孔孟的酷吏？他不受正人的参劾，才真真是一大怪事呢。”
他这番话一出口，更引起堂上堂下的一片窃窃私议。孙嘉淦刚才看到审讯李绂时，那一问一答如同儿戏的情景，他早就坐不住了。此刻，听到谢济世这回答，便立刻想到：嗯，好样的，不愧御史的本份！从前我怎么就没有发现他这个人才呢？正在胡思乱想时，就听高其倬冷笑一声说：“哼，你好大的口气呀。你只不过是读了几本经史，会作几篇八股文，就值得你这样神气，竟敢自称是孔孟的受教门生？”
谢济世立刻就反唇相讥，他从容不迫地说：“我从来也没说过自己是孔孟的门生。你在上边问，我在下边答，又怎能不说自己是受教于孔盂？至于我的学问，不在此案之中。你除了看风水说堪舆外别无所长，我们也自然就说不到一起了。”
“你放肆，大胆！要知道，本部堂是有权动刑处置你的！”
“宣扬孔盂之道乃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事，何来的放肆？我自幼受圣贤之教，入仕以来，既讲学，也著书。《古本大学注》、《中庸疏》都是我的拙作。我只知道事君以忠，而见奸不攻则是佞臣所为。”
高其倬大怒了。他这一生最得意的就是堪舆学，可却被谢济世说得一文不值，简直就成了下九流，他能忍下这口气吗？他用力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大刑侍候！”
“扎！”
这些大理寺的衙役们，早就等得着急了。听上边一声令下，立刻就把一副柞木夹棍“咣”地一声，扔在了下边，眼睁睁地等着高其倬下令行刑。高其倬却突然觉得不大妥当，可话已出口又怎能更改？自己的脸面，大理寺卿的官体，还要不要了？他又怎么能下得了这台阶呢？卢从周心里有些不忍，也把堂木一拍喝道：“谢济世，你是招也不招？”一边站着的衙役们对这一套早就明白了，也跟着起哄，大声喝叫着：“快招，快招，快招！”
谢济世绝望地向弘时和孙嘉淦看了一眼，突然他大放悲声：“圣祖爷呀，您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样糟踏您苦苦创建的基业呀！好，你们打吧，使劲儿地打吧。圣祖爷，您快睁开眼来看一下吧……”
他这么一喊还真是有用。因为雍正即位之初，就曾经宣示过，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提到圣祖皇帝的庙号，所有的官员，都不能坐着，而必须起立敬听。孙嘉淦头一个先站了起来，弘时也站起来了，那么，高其倬和卢从周敢不起身吗？满堂的衙役们，不知道这规矩，见上坐的老爷们全都站起来了，竟被弄得茫然四顾，不知所措了。
谢济世还不肯罢休，他一口一个“圣祖爷”地叫着，也顺便诉说着自己的苦情：“圣祖爷，您刚刚过世，他们就忘记了您的教导……您的《圣武记》，是用了您毕生的心血才写成的，可如今的大臣们却把您的教诲全都抛到一边去了……您说过：‘非圣者即为乖谬之臣，虽有才而不能用；言利者即是导主忘义，虽聚敛有法亦为佞幸’。可圣祖爷言犹在耳，他们却不管不顾了。圣祖爷请您看看，田文镜难道不是言利而导主忘义之徒吗？高其倬不是非圣乖谬的小人吗？如今他正高坐在庙堂之上，来审我这个痴迂的书生。圣祖爷，您开开恩，再看他们一眼吧，这些人能算得上正人君子吗……”
也真亏了谢济世的好记性，他竟能把康熙皇帝所著的那本《圣武记》中《辨奸识忠》篇里的论断，背得一字不差，畅如流水行云。骂得满朝文武竟然没了一个好人，都成了一些捏造祥瑞，欺瞒当令，假冒政绩，玩弄手段的人。孙嘉淦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而高其倬则是怒不可遏了。好容易才等到一个话缝，他急急忙忙地就下了命令：“给我动刑，看他招也不招！”
下边的衙役们看堂上这些大员，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的样子十分好笑，又不敢笑出声来。听见堂上一声怒喝，才连忙收神，走上前去，极其熟练地将谢济世上了夹棍。稍稍一收，谢济世这个文弱书生哪能招架得往啊。他大叫一声：“圣祖爷呀……”就昏死了过去。堂上坐着的人，听他又叫到了“圣祖爷”，也只好重新再站起来。
孙嘉淦看不下去了，他推开书案，起身向高其倬等一揖说：“下官告辞，我要回去写本，保住这几个人！”说完，又对弘时一躬，便拂袖而去。
弘时连忙赶了出来对孙嘉淦说：“我是最知道你这脾气的。我劝你从容一点，别急着动笔。皇上这些天心性不好，请多多注意。”
孙嘉淦头也不回地答道：“谢三爷关照。这明明是文字狱，我身为御史，岂能坐视！就不为这案子，我也要去见皇上的。看着皇上的脸色说话，还能算是言官吗？”
这边审得热闹，养蜂夹道里，却另是一番情景。弘历和李卫这两个人，正在和曾静、张熙对话呢。曾静在那天夜里，突然被闯进家里的兵丁们包围并逮捕。开始时，他还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熙出了事并且连累了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湖南巡抚因为自己的治下出了大逆造反的案子，受到降两级留任的处分。他一怒之下，根本就不提审曾静，却是每天打上二十小板，再灌他一大碗凉水。四天下来，曾静这位老夫子就浑身上下无处不是伤痕，又腹泻不止了。这样又过了不知几天，张熙也从青海解到了四川。圣命来到，让俞鸿图交任赴京，另委要差，顺途把曾张二人押解到京。等俞鸿图来到湖南时，曾静已瘦得像一把干柴了。
俞鸿图真不愧是个干练的官员，他一接手这案子，便把曾静和张熙关到了一座牢房，任他们师徒二人去相互攀咬，相互埋怨。第二天，他亲自带着医生来为曾静诊脉看病。他放下藩台的架子，亲自安排衣食，亲手灌汤喂药，一直到押解起程之时，也没有一句话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