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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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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说起当时听章太炎讲课的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写道:“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之事),记载了章太炎讲《说文》的进度:“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说道章太炎开设讲习会的缘由:“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许寿裳在《章炳麟》一文中回忆当时听讲的学生们:“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章太炎这些弟子,后来多成为大家。而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章太炎的第二次讲学,是1913年至1916年他被袁世凯软禁时,他在写给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当时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所以章将批评孔教作为此次讲习的重要内容,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他在讲习会门口张贴着《国学会告白》曰:“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此次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甚众,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学生,其中亦不乏袁世凯的密探。

章太炎的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此次演讲共十讲,于4月1日开始,持续一个半月,内容分别为“国学大概”(此内容为两讲)、“治国学的方法”、“国学之派别”、“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章太炎的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了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演讲结束后,曹聚仁根据章演讲的内容编成《国学概论》一书,而张冥飞则根据章的演讲整理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第四次,章太炎于1933年1月在苏州成立国学会,该会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后改名《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演讲二十多次,盛况空前。后章因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不合,于1935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

【大暮】

1936年6月7日傍晚,章太炎遵医嘱,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外出散步,不料昏倒。在医生的抢救下,章太炎虽脱离了危险,从此却卧床不起。六天后的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达40度。次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再次恶化。

汤国梨、李根源、美国医生苏迈尔等人不离左右,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们手捧点燃的香,跪在章卧室门外的空地上,为老师祈福。学员们的低声啜泣响成一片。7点45分,章太炎病逝,汤国梨哭的撕心裂肺,伤心欲绝。门外,学员们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据冯自由记载,章太炎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章太炎的头顶上向窗间飞出。

章太炎的遗言为:“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国葬令全文如下: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章太炎去世后,按照余杭的风俗,要在棺材内用绸覆盖,并将绸子打成结,叫做结爻。夫人汤国梨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绸,按五色旗的顺序排列在棺内,为章太炎结爻。当时众人皆认为不妥,怕触怒当局,因为国民政府已经下国葬令,应用当时的青天白日旗。汤国梨说:“五色旗孙中山先生也赞成过,为什么不可用。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你们怕,责任由我来负。”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人为老师举行了追悼会。他们发《通启》道:“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在上海,病重的弟子鲁迅先后写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纪念先师,后一文成后仅两天,鲁迅逝世。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评赞】

黄侃评价乃师章太炎: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说: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还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许寿裳还说:“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其阶位卓绝,非仅功济生民而已。前世纪之末……自先师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士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实为元功。”

于右任称赞章太炎说:“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

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

柳亚子曾盛赞章太炎:“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徐复观说:看过他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处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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