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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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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收买不成,便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临行前,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离京时,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她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每次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慨。

护国战争中,梁启超为了取得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支持,只身赴龙济光处。此前梁派去的汤觉顿、谭学夔等人被龙济光部下枪杀,此行着实与赴鸿门宴无异。晚宴间,龙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词,辱骂护国军、蔡锷等,并向梁启超横眉冷对。梁启超意气横厉,痛斥对方,边说边大拍桌子,满座的玻璃杯丁当作响。胡令萱被梁的气势吓住,悄悄跑了,其余众人,颇受感动,散席后都来和梁握手道歉。

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开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要求对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这道惩办帝制祸首令颁发以后,由于当事人均已事先闻得风声,躲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所以一个也没有拿住。

民国再造后的第一个国庆日,黎元洪下令援照民国元年进行国庆大典,并对民国创建以来的有功之士,包括此次再造民国的功臣授以勋位奖章。大总统黎元洪下令:“特授孙文大勋位,黄兴勋一位。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再造民国各授勋一位。”

张君劢认为,中国现代政治,如果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能变龃龉仇恨为精诚合作,必然会使中国现状大有改观。

【周游】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在美期间,梁启超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参观走访了许多地方,他发现,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弊端很明显,“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将美国与日本、英国对比后,认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好。他认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惟美国人能应用之,而他国人绝不能应用。我国若贸然而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于酿乱”。当梁启超起身回国时,华人与美国人热情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里余”。

美国之行,反而使梁启超坚定了拥护君主立宪的理念与决心。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一战后,因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有功,北京政府让梁组织“欧洲考察团”,赴欧考察,与各国重要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巴黎和会会外活动。“欧洲考察团”的成员除梁启超外,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人,都是中国当时年轻一代的知识精英。

梁启超称赴欧考察的目的:“第一件事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梁启超游历欧洲多国,他目睹了科学万能迷梦的破产,也接触了大批的杰出人士,其中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及著名外交家笛尔加莎最令梁称许,他称二人是自己“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

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他写道:“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梁认为,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19年8月,梁启超应邀到荷兰来丁大学藏书楼(今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他在该藏书楼发现了《天条书》、《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5种太平天国印书。以一个政治家、史学家的敏感和责任心,梁启超委托随其参观的中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派人将5种印书缮录归国,以使其“不至长作来丁藏书楼之玩品”,而“补吾国历史上之缺撼”。

【立场】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受清廷通缉,日本政府出面相救,日本公使林权助将梁长发剪掉,穿上和服,化装成打猎的样子,一路惊险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居留十四年期间,梁也多赖日本政府与日本友人常年相助,他对日本颇有好感,“觉日人之可爱可敬”。但到护国战争后,他惊讶的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此后始终强调要警惕日本。

面对日本人忘恩负义的指责,梁启超回答说:“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曾撰有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描述了一个共和社会新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为“罗在田”。“罗”即“爱新觉罗”,“在田”即载湉的谐音,“罗在田”即光绪帝(也有说法称罗在田指爱新觉罗即将下野)。第二任总统为“黄克强”,(黄兴,另说意指炎黄子孙人人自强)。

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论战时,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梁对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文章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杨度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他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启超,期望梁能为己所用。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颇为担忧,三人暗地里商量道:“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徐等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二人与梁见面后,尚未开口劝说,梁便拿出抨击袁世凯复辟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蹇、汤二人无奈,只能力劝梁删除一些太过激烈的词句。梁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为拥戴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与段祺瑞一起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孙中山逝世后,梁启超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1925年“双十节”,清华定于10月9日举行纪念会,会议上安排梁启超发言,但梁却记错了纪念会的召开时间。到会议举行这日,他不在校内,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讲。后他将原本为会议准备的演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讲稿共一万三千多字,他在讲稿中将国民党、孙中山、共产党挨个骂了一遍,并痛贬中华民国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小祖宗”。

1927年5月11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梁启超在另一封信中也叙述了对时局的恐惧:“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梁思礼昵名)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

梁启超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当孟禄呼吁用美国学制来取代中国学制,梁启超不以为然,他指着餐桌上的饭桶对学生黄伯易等人说:“这是一个饭桶,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

【言论】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梁任公将“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易二字,变成“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常常用这句话自勉,学勉励弟子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梁启超评论科举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梁启超提倡国民性,他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梁启超也批评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若想使一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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