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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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狭义的雅尔塔体系虽然结束了，但是以欧洲老牌大国为一方、以俄罗斯为另一方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并不会结束。结束的只是附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对立，然而，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再创造出一套对立的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无可能？真正变化的是由国家实力的消长而导致的大国势力范围的改变，是俄罗斯自身衰落，战略空间被压缩了。但是，一旦俄罗斯重新崛起，历史会不会再重演呢？
雅尔塔的启示：大国不能任性
雅尔塔体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初晓波指出，雅尔塔体制并不是按照一种既定的“路线图”规划设定好，然后一步步发展下去的。在雅尔塔体制的不同时期里，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默契和规则制定不是友好协商的结果，而恰恰是在彼此不断冲突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正是在美苏两国不断的矛盾和摩擦中，双方逐渐地摸清了对方的底牌，形成了一套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最后产生了相对的长期和平。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未雨绸缪：与美国的关系也好，与日本的关系也好，不太可能是通过几次会谈、通过一个关系定位就皆大欢喜、万事大吉了。中国可能要从雅尔塔体制中得到的一个前瞻或者警示是，新秩序的形成和新规则的诞生，可能不仅仅是通过外交和谈判来产生，要充分做好摩擦和冲突的思想准备。
而于铁军提出的启示是：大国也不能任性。大国在设计雅尔塔体制时是想控制这个世界的，但后来发现大国不是什么都能做得了的。如果控制不了，就要想一想能做什么。一个国家成为大国，要有所作为，但是事先得想好自己能做什么。美国是世界第一超级强国，手握原子武器，但它也控制不了越南的局势。苏联的军事力量一度看上去甚至超过美国，但在阿富汗八年，也被搞得非常狼狈。所以，大国要谦虚，不能因为你是大国你就任性。大国也要讲规矩、讲制度、讲法律。在二战后的新环境下，大国一定要考虑国际制度建设问题。既然战争已不能作为大国解决彼此间问题的最后方式，那么靠什么来解决问题？大国安身立命贵在诚信，贵在言必信、行必果，否则可能就跟大国角色不匹配。雅尔塔体制后来的发展轨迹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国也要谦虚谨慎，重视制度，讲究规矩，维护诚信。
李晨认为，雅尔塔体系给当今的大国关系能够提供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做好战略规划。主要大国在欧洲的规划中，明确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构架，即使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彼此与之相关的核心利益，也给予了默认。这应该是保持战后大国总体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当今大国之间对于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保持战略对话与沟通非常重要。然而，雅尔塔也告诉后人，地缘政治不是国际关系或者大国关系的全部内容，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容易明确，便于规划，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能够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也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很多地区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内生动力，比如经济与社会变化导致的政治动荡，技术发展对于政治与决策的挑战，是很难提前把握的。雅尔塔的决策者们一定能够感受到二战对于欧亚大陆的经济、社会和地区与国内政治的冲击，但很难拿出一个一揽子的应对方案。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主要大国对于战后的社会与经济的剧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由此产生的焦虑心态与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交织，加重了苏联与西方领导人之间的“战略互疑”。今天的大国关系当中，也面临着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剧变所产生的冲击，中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任务，美国的政治经济也出现了诸多瓶颈需要克服，在地区层面有“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变局，债务与金融危机给欧洲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震荡等。面对这些变化，主要大国应该明确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方向，携手应对，而不能被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所左右，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迷茫彷徨，甚至渐行渐远。
中国指出绝不能容许日方企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图为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东京靖国神社。
二是如果从整个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来看，美苏在成为全球大国之后，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冷战中的美苏关系也经历过冷战初期的危机与对抗，由此催生了游戏规则的建立，有利于冷战中期双方走向缓和，直到冷战后期，双方的利益差别与竞争一直存在，但得到了更好的管控，同时不妨碍彼此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对于今天的大国关系当中遇到的坎坷，以及大国之间磨合、学习、成长、成熟的过程，各方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如果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那就不是大国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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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七十年之思
作者：晓岸 字数：4949
抓住历史的主脉
世界历史真正成其为世界历史，是在1945年。这一年，人类有史以来惟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巨战划上句号，战胜国在战争的废墟上搭建新的国际体系的工作进入尾声，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正式宣告了“雅尔塔体系”的诞生。
“雅尔塔体系”的前身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以“威尔逊之梦”为蓝本的体系因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分赃协约本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的盛行和美苏等大国的缺位而告破产。尽管60多国加入的《非战公约》首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但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真正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国际组织，他们拒绝为世界利益妥协国家利益，又普遍低估战争与冲突的风险。
代之而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争旷日持久，在美国向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平静下来。《纽约时报》在广岛遭袭当天发表社论提出问题：“一场科技革命与一场战争革命在同一天发生了……惟有发生一场人类政治观点的变革，人类文明和人类科学才会继续存在下去。在人类文明和人为灾害的竞赛中，人类有可能尽快成熟，进而赢得比赛吗？”《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记下了这段话并写入他的个人回忆录第三卷《旅人迟归》。
对于已走过上百万年进化史、数千年文明史的人类来说，在20世纪中叶才触摸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和平价值，开始了严肃的战争反思，这一天的确来得太迟，好在终于能够付出集体行动。“雅尔塔体系”以缔造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确立国家行为的自我约束为目的，首次建起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世界组织，朝寻求人类永久和平迈出了有文明记录以来至为关键的一步。
人们希望联合国能在国际联盟失败之处取得成功。然而事与愿违，“雅尔塔体系”确立后不久，曾经的同盟陷入意识形态的对垒。美国亲手推翻了自己提出的大国协调共治理想，把联合国变作输出自由的私器，娴熟地运用从英国人那里继承的地缘政治天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弱小国家同盟，领导他们反对最强的那个国家。冷战兴起，“雅尔塔体系”式微、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遏制”成了战后国际关系史的关键词，局部热战则从未停止。若不是美苏均拥有发起核打击、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新的世界大战恐怕早已爆发。
冷战终结后的历史线索错综复杂。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北约惩罚前苏联继承者的任性东扩使欧亚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世界一度形成短暂的单极体系，尔后的事实证明，所谓“新秩序”既危险又不稳定，借用基辛格的话讲，“只不过是建立在冷战年代压倒性的强权基础上的旧秩序的残余”。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显著崛起，“非美国化”在金融、贸易等领域发生并向军事安全范畴渗透，美国越来越感到必须面对又一个“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世人则担心一旦新的两极或多极秩序形成，大规模对抗冲突将会重演。此外就是，全球市场在急速增加世界财富积累的同时加剧财富过度集中，恐怖、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改变了国际合作议程的排序和形态。
穿越枝缠藤绕的现象丛林，什么才是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主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著作《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中的一句话或可带来启发：“欧洲人在两次大战中消耗他们的力量，同时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渐次让老帝国走到了尽头。现在世界期待着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未来，欧洲及其后裔对全球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将会减弱。”放到更宏大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自1688年“光荣革命”算起，从荷兰海洋体系、拿破仑大陆体系的破产，到大英帝国全球殖民体系的崩溃，再到国际联盟、“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和终结，世界历史终不再是“白人的领地”，国际秩序正加速告别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
构筑理想的城邦
接下来的事情将会怎样？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流动性特征，有和平但不稳定、具方向但难确定。“雅尔塔体系”虽已终结，国际秩序仍处在从冷战时期的结构转向尚未定型的新结构的过程之中。
聪明的政治家总是擅于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总结、推导出具有指向意义的规律性东西，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战略和政策，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可确定的因素。然而，当战后出生的一代已全面接掌各国领导权，生活在世界上的多数人口对战争并未有切肤之痛后，人们既可以超越种种因创伤而生的仇恨开创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范式，也可能因忘却过去而对隐藏在身边的危险麻痹大意。
2015年1月26日，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首次发布“慕尼黑安全报告”。这份题为《坍塌的秩序，不情愿的卫士》的报告提出的问题恰如其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究竟是应归因于既有秩序被新崛起的大国打破，还是美国扮演的领导角色走向失败？”令人不感意外地，报告未能就国际秩序中的紧迫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迷惘、忧伤与彷徨正是人类面对转换所必然要产生的情绪。
在二战终结后的20世纪必须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现实主义的复兴和扩展，它的“嫡亲”正是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多数思想者相信“人性本恶”。他们认为，人类天性自私，知识、智慧、理性都有局限性，每个政治体都试图用自己的优势压倒别人，从而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容易演变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匡扶正义，根本在于以制度的办法对人和政治体享有的自由进行约束，以免激情无限膨胀为邪恶。
柏拉图可谓现实主义、保守主义的鼻祖，他的政治之思浓缩于古希腊和谐城邦的建构和治理，他的《理想国》以“正义观念”为基础、“控制激情”为主题，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了颇具现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