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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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见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
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助志、罗振玉商购裱褙胡
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棋瑞），
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己百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
云：“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
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固守官中，囤子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
惟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
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
庄士敦面述。”北府冯军撤回。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
赴西山。
段、张合作的消息一传出，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欢迎，然后又分头进行活动。由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见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目的，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土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与此同时，段祺瑞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国民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
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
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与此同时还发出了向外国公使们呼吁支援的公函。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谈话，与出宫那天所说的完全相反：
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
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①
①这是记者报道的文字，登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顺天时报》上，基本和我当时的思想一致。——作者
《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住那样的一切在暗中进行，而是依仗特权公然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和编造了“旗人纷纷自杀”，“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其他外文报纸虽也登过类似的文字，但比起《顺天时报》来，则大为逊色。
我的前半生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的确是实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日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在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去，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放松以后，则以“出洋不出洋，争取不争取恢复原优待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有师傅们参加。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险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他们对国民军怀着仇恨，却希望我加以忍受和等待。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不取消我的尊号。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主张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击。他们在第一个回合上取得了胜利，让我去不成东交民巷，在第二个回合上，又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请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矢”！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以“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说过之后，又写成一个《请速发宣言疏》。这一番话，尽管令我动心，但是我父亲知道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做“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
其实，金梁并不是坚决的“出洋派”。他的主张曾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段祺瑞上台后，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托人递折子给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弃优待条件、帝号的话，说如果能争回帝号，我亦不可放弃。他同时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他对别人解释说，他原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此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他的解释没有得到我父亲的谅解，也5！不起我的兴趣，北府的大门也进不来了。
我父亲赶走金梁之后，为了防范别人对我的影响，每逢有他认为靠不住的人来访我，他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因此另一个主张出洋的罗振玉被他弄得无法跟我说话。我父亲的“王爷”威风只有对庄士敦不敢使用，但是门口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父亲的忙，庄士敦从第二天起就进不来了。所以我父亲这一次在对付出洋派上，又成了胜利者。
我父亲这一派人接连得到的两次胜利，却是十分不巩固的胜利。他的封锁首先弓！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尽管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个明确的打算，但这一点是从进了北府大门就明确了的：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城，又钻进一座小紫禁城，何况这里并不安全。
后来，我向父亲表示了不满，我不希望在我接见人的时候总有他在场，更不希望想见我的人受到阻拦。父亲让了步，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各种带路人都带着最好的主意来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来了。
不久以前，我刚在报上看到胡适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大骂国民军，表示了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的“义愤”。虽然陈宝琛仍然把他视同蛇蝎，但郑孝胥已经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遗老也认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国民军好。他走进北府，没有受到阻拦，我见到他，表示了欢迎，并且称赞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又把国民军骂了一通，说：“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这次见我，并不是单纯的慰问，而是出于他的“关心”。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王公大臣们都在活动恢复原状，我对那些毫无兴趣，我希望能独立生活，求些学问。
“皇上很有志气！”他点头称赞，“上次我从宫里回来，就对朋友说过，皇上很有志气。”
“我想出洋留学，可是很困难。”
“有困难，也不太困难。如果到英国，庄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国，也不难找到帮忙的人。”
“王公大臣们不放我，特别是王爷。”
“上次在宫里，皇上也这样说过。我看，还是要果断。”
“民国当局也不一定让我走。”
“那倒好说，要紧的还是皇上自己下决心。”
尽管我对这位“新人物”本能地怀着戒心，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一种鼓励。我从他身上觉察出，我的出洋计划，一定可以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发讨厌那些反对我出洋的王公大臣们了。
我认为，那些主张恢复原状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保住他们的名衔。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优待条件。有了优待条件，绍英就丢不了“总管内务府印钥”，荣源就维持住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这是不管民国政府拖欠与否，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除了这些人以外，下面的那些喽罗，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