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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新儒学批判-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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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又可归结为西方人和中国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的差异。西方人是“有对”的,中国人是“无对”的。

    “有对”致以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在社会关系里看重个体的伸展;“无对”

    则致以天人合一和在社会关系里无个性之肯定。至于印度人的“意欲向后”

    ,梁漱溟的解释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摆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

    ②

    从上述三种文化路向的基本内容看,似乎梁漱溟对西方文化最为推崇,中国次之,印度又次之。其实,在梁漱溟的具体阐述中,情况则刚好相反。在他看来,西方人的“意欲向前”

    ,所体现的是一种物质文化;中国人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

    ,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文化;印度人的“意欲向后”

    ,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文化。这三种文化既为类型差别,又为先后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5页。

    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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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新儒学批判

    差别。即是说,三路向也是三个层次,其中最高层次为宗教文化,伦理文化次之,物质文化又次之。请看梁漱溟对这三种文化的具体分析。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与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之不同,就科学而言,西方人重科学,东方人重艺术。重科学的结果便是学术日新月异,且将学与术分离开来,学独立于术之外,既有学又有术。而重艺术的中国人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学的阙如,致以术也难以发展起来。还有,西方人重“新知”

    ,重创造;中国人重“多识”

    ,少创造。西方人重视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人重直觉的艺术方法,或曰玄学的方法。

    “玄学总是不变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

    ①所以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许多学问,“根本不是科学,简直就是玄谈”。由于上述差别,梁漱溟认为,仅汉依靠中国文化内在的东西,是不可能发展起科学来的。他说:“假使西方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在别的路线上去,那么无论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8页。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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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多远,也不会走到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的。“

    ①

    但是,梁漱溟并未因此而得出西方文化之可取的结论。

    在他看来,尽管西方人在科学方面走在别的民族前头,作出了许多成就,但是“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因为他们的文化从整体上看是违背“生命本性”的。

    “当西洋人力持这态度以来,总是改造外面的环境以求满足,求诸外而不求诸内,求诸人而不求诸己,对着自然界就改造自然界,对着社会就改造社会,于是征服了自然,征服了权威,器物也日新,制度也日新,改造又改造,日新又日新,改造到社会大改造一步,理想的世界出现,这条路便走到了尽头。”

    ②这文中的“理想的世界”

    ,便是他所说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所以他预言,人类文化将发生根本的变化,“由第一路向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就是一种符合“生命本性”的文化,由违背“生命本性”到符合“生命本性”是人类文化不可避免的发展步骤。

    梁漱溟认为,人生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生活同老病死的关系。三个问题,三个层次。西方人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中国人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印度人解决的是第三个问题。这三个层次的三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便是科学、伦理与宗教。

    因此,印度人的文化是层次最高的文化,是文化三层次发展的终点。

    但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5页。

    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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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新儒学批判

    是,梁漱溟劝西方人走中国文化之路,却不曾劝中国人走印度人的文化之路,认为“第三态度的提出,此刻还早得很”。

    因为印度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生计有安顿的人,才可在那上面用功夫,即“惟有在以后的世界大家的生计都有安顿,才得容人人来作。于自己于社会均没妨碍。这也是印度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为不自然的,而要在某文化步段以后才顺理之证”。

    ①

    梁漱溟自己说,他把人类文化分成这么“三路向”

    ,“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

    ,而是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个层次,其文化的路径亦实有这么三个转折,且每一层次每一转折都是必然的。由此可看出,梁漱溟把印度文化放在第三层次上,并不是劝谕世人去过佛家生活,而是要中国人看重自己的文化,不要去仰慕西方文化,因为从文化发展的必然路径看,不是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靠拢,而是相反。

    (二)中国文化早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梁漱溟采取的是寻根的方法,即从文明起源的方面讲中国文化的特质,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缺点都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带下来了。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化早熟”说。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对何为文化早熟作了如下解释:“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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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91

    者便是早熟。

    ‘文化早熟’之意义在此。“

    ①因之,他有时又把“文化早熟”称为“理性早启”。从上引的文字里,很难看出这“文化早熟”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联系他的“三路向”说,则就看得明白了。按他的“三路向”说,人类必经科学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三个阶段,而且这三者循序渐进,不可跳跃。但中国文化却没有经过科学文化阶段,一下子就从文明的初期进入到第二个层次。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

    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

    ②他将中国文化这种由于智慧早开致以心身均欠健全,概括为“五大病”。

    (1)

    “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

    (2)

    “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传到后来,生趣渐薄。”

    (3)

    “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

    (4)

    “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67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67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 142

    021新儒学批判

    (5)

    “暧昧而不明爽”。

    梁漱溟与同时代的守旧派如辜鸿铭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味地为传统文化护短,而是给予了批判。

    甚至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的负面认识有时比陈独秀和胡适还要深刻,尤其对传统文化里缺乏民主与科学,更是痛惜。而且他还明确主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中国人所应该学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把自己看作陈、胡的“同路人”

    ,认为他们都是在做着同一件事,即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但是,梁漱溟的整个文化理论却不是对西方文化的迎受,而是对其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在于批判,而是在于护卫。

    (三)中国文化要义在中、西、印三种文化路向面前,梁漱溟所选择的是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里,又独钟儒家文化。可以说,他将人类文化分界为三路向,其立足点便在于中国儒家文化。即是说,他手上所持的文化评价尺度就是儒家的道德尺度。在这一尺度的衡量下,他认为不仅西方文化有不可救药的病根,就是最高层次的印度文化也是违背“生命本性”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之优点,在于它避免了西方人和印度人有关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按照他的分析,中国的形而上学,有着自己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的是变化的抽象的道理,很少去过问具体的问题。比如,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只是就抽象的意义而言的。而西方人讲水火和印度人讲地水风火四大,则是指具体的物质。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人不是拿抽象的玄理去推断经验事物,而是在体会玄理的基础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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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121

    凭直觉把握文化内质。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这种形上学说,虽然为诸多学派所共有,但集中体现者则是《周易》,发挥得最好的是孔子。

    梁漱溟注重中国的形而上学,主旨并不在纯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在于指明儒家文化的形上根据。他说:“我很看得明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

    孔子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

    始终只是这一个意思,并无别的好多意思。“

    ①而且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形上学说与他的伦理学说又决非是二分的,伦理不仅是形上学说的落实,而且与其一体。相应的,孔子主张直觉亦决非一种认识方法,而是一种人生艺术。在孔子的学说里,人生是生生不息的流行之体;人的生活就是走那最妥贴最适当的道路,其实质就是变化,就是流衍。在这一变化与流衍中,人生须得适中与调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

    ,在孔子那里则集中体现为一个“仁”字。

    由以上反推过来,梁漱溟认为,孔子的“仁”

    ,即敏锐的直觉。孔子劝世人“求仁”

    ,也就是直指直觉敏锐。尽管孔子在解释“仁”的时候,给予多种含义,但本旨却在于“直觉”二字,即一任直觉,随遇而安,并在此种心态下生发出一个生机的境界。这一境界,按梁漱溟的理解,是一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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