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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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
以上十个问题，是经主席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作出的组织措施。
再说几句：
1、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
2、北京同学对福建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肯定你们的成绩，但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十个月了，福建的同学要有信心嘛！不要再进行串连了，中央已三令五申了，首都红代会也发表了声明，所以希望你们赶快回去。
现在请韩先楚讲几句。
韩：
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曲。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对福建作了很多重要指示，革命造反派同志也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鞭策。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以上三个问题，使造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错误的原因是：
1．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对小将保护不够，对叶飞十七年搞的东西和对地、富、反、坏、右警惕不够。一些问题已经采取措施。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选，总结经验教训，彻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虚心接受意见，将中央指示落实。要迅速地改，彻底地改。
2．我们历次说明：凡被军区错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被逮捕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革命组织一律恢复，凡以“1·26”作革命与反革命分界线的一律无效。
3．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斗群众的恶劣影响，促进革命派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刘、邓、叶飞，集中火力把他们彻底斗臭、斗垮。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尽量努力完成五支任务，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充分发动群众，扩大左派组织，为三结合的实现创造条件。
5．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作好爱民工作，不断加强军队与革命群众的关系，我们与革命群众心连心，肩并肩的战友，我们有着血肉关系。阶级敌人随时在破坏这个团结。左派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好的爱护，我们现在正在整顿支左工作，调换不适当的人员，希望与同志们一起作好支左工作。
我们决心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与广大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伯达：我拥护总理代表中央对福建很明确的讲话，拥护韩先楚同志自我检讨的很诚恳的讲话。
革命群众同解放军团结起来！
抓革命，促生产！
一致对敌！
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故乡福建胜利万岁！
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我们的故乡胜利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总理：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最后总理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097）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
1967。05。05
〖地点：人民大会堂江西厅；首长：总理、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萧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德、傅崇碧、叶群等。〗
谢副总理：今天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到会。他们在百忙中来接见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对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无微不至的关怀。各方面有什么意见先谈谈，文革小组同志要先听听你们的意见，然后文革小组再讲。有什么意见，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谈。
（革命委员会委员徐铠汇报说：全市性保守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他们什么都不干，还要给工资。）
江青同志：他们什么都不管，为什么还要给他工资？（徐铠：有规定。）
伯达同志：那是讲革命派闹革命的。保守派不工作，打架还能给工资？这扣工资是合理的、应当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不劳动者就不能给饭吃。你保守派既不抓革命，又不促生产，又打人，又破坏国家财产，又到处窜，还给工资，这成什么样子？
江青同志：同志！你们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大概没搞清楚，不能让他们利用。那是讲：“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他哪里是为革命？哪里是被迫？他们到处游游荡荡、愿到哪儿跑就到哪儿跑，爱破坏生产就破坏生产。
伯达同志：现在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它有权力禁止武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行使权力，对组织武斗要作出决定，禁止武斗。要保护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你刚才说得很对，现在保守势力、幕后策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在搞什么？破坏革命群众的人身安全，破坏国家财产，所以必须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对煽动、策划武斗的少数头头要依法制裁。
总理：你们可以自己作出决定，作出动员令。
江青同志：有很多中央决定你们都没有好好用。许多武器你们没有用起来。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就有这个问题：“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评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这些东西，你们都没很好地用，你们没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
代表：公安局抹稀泥。
王力：公安局听你们的嘛！
代表：向公安局反映武斗情况时，他们问打死人了没有，没打死人，他们就不管。
江青同志：打死已晚了嘛！
伯达同志：公安机关对武斗现象麻木不仁，要揭露他。一定时候要改组。
江青同志：这是大规模的械斗。
代表：有的公安机关对政治案件不注意，光注意强奸、抢劫、盗窃案件。
伯达同志：这些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大的失职。
总理：公安局不执行六条，本身就犯法，军管会的同志来了吧？你们要整训一下子，不要怕事，如果你们因执行任务被打，应该受到表扬。
徐铠：我们有缺点，右倾。有的人躺在树下乘凉，有人锯树还不知道。
伯达同志：要提高警惕性，提高责任感，夺了权你们责任很大，有权力制止武斗。
医院公司姜大千同志：北京市武装部有很多彭真、刘仁时的老武装部长了，希望解放军撤换他们。
总理：你提得对。
塑料总厂吴富博同志：砸工代会的人抓了，也没地方送。公安局不收。
总理：公安局不接收是不对的，抓起来再说嘛！
伯达同志：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审查一下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没有就改组嘛！
（代表反映：武装部派到工厂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持保守派）
江青同志：还是派正规军。
杨成武同志：武装部有些是正规军的，也有的是旧市委选拔的，再要军队承认的。
王力同志：派不派，要革命委员会解决。
蒯大富：北京市保字号的运用十条来造造反派的反。
江青同志：你为什么不拿出八条来？我在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话嘛！报纸上登了嘛，你们为什么不拿那个武器？
居民代表刘文清同志：我们回去怎么做，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给指方向。
王力同志：北京市居民搞几条好不好？我们考虑全国搞一个很困难。最早毛主席提出让我们搞一系列文件。街道这个文件我们没搞出来。上海搞了，希望你们也搞一个。
总理：首都应该做模范。
谢副总理：好了，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伯达同志：这个会还要继续开，还没有谈到本题。市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按照毛泽东思想应怎么搞法，应搞一套适当的机构，要精兵简政。革命委员会的机构本身应是非常革命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机构。是不是可以说在北京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机构还没有形成。因此要总结经验，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按照毛泽东思想，在北京要建立一个模范的政权。究竟怎么搞法，我们现在请教你们。譬如有不少现实问题，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工作，又不脱离本单位、本工厂、本农村，参加生产、参加工作、参加教学，同时又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这是不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切实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说，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机构嘛！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
搞了几个月了，这个经验是逐步取得的，要总结几条。吕嘉才你现在参加没参加生产？（吕：没参加。）不参加，你就脱离了你那单位，脱离了群众，你那代表权就成问题了。北航的韩爱晶同志，你现在脱离本单位没有？北师大谭厚兰同志，你又当学生，又当委员，如果你离开了学校，就脱离了群众。北大也是这样，聂元梓同志，你脱离了北大，代表权威就没有了。脱离工厂、学校、机关，到革命委员会做工作，这就不是代表了，那是工作人员了，当个委员就没意思了，因为你们要经常带来群众的意见到革命委员会来，革命委员会才有权威。如果仅开开会，说些和群众无关的话，就不能代表群众，就失掉了毛主席说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意义。所以，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有重新总结经验的必要。第一条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原来单位。能不坐小汽车最好不坐。早点出来嘛！坐公共汽车。可以轮流参加会议，一个礼拜一次。谢富治同志，行不行啊？（谢副总理：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