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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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并表示要代替南京政府赴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南京政府内竟有不少高层人士认为孔祥熙选人不当，说宋子文名声不好，不宜担任重任。还说他与蒋介石前段时间积怨甚深，又身兼国民党中执委员，如赴西安会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嫌疑，于南京的形象不利。
当时时间紧迫，虽说有蒋的手令，但一心想讨伐的何应钦仍跃跃欲试，中共派周恩来等赴西安更加重了南京的疑虑。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非等闲之辈，邀孔祥熙不来，换宋子文又不来，难免授人以柄。时局瞬息万变，端纳也在西安几个小时一个电话打来，向孔祥熙询问结果。
这个时候的孔祥熙不愧为谋略大师，既然国人认为宋子文以政府官员出面不好，他就想出了个点子，让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即以蒋的舅兄身份去西安探询情况，总得可以了吧。这一招还真灵，在国民党执委会上，孔祥熙和宋美龄一唱一合，终于通过了允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出访西安的决定。到此，孔祥熙总算喘了一口气。
19日，孔祥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并且为了解救蒋介石，南京政府讨伐军对西安的空中轰炸，将推迟到12月22日以后进行。
会后，孔祥熙仍觉得似乎还有漏洞，宋子文赴西安固然已是天时地利，但张学良的请柬当初毕竟是发给我个人的。将来蒋委员长凯旋回京，我却于危险之时没能去西安探望，难免为后人留下话柄。
此时已是傍晚，宋蔼龄几次催孔祥熙用餐，孔都说他要一个人再想一会儿。终于，面对残血夕阳，孔祥熙走到写字台旁，提起他擅用的狼毫小楷，给蒋委员长草书一封，准备让宋子文带到西安亲手交给蒋。
孔祥熙当时在信中写道：
介石钧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因致未果，无任帐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阳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
弟等日日为吾兄祈祷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枢大计，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为释念。吾兄衣服多已遗失，至以为系。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诸希为国珍重，不尽欲言。专此，敬颁钧棋。弟祥熙手启。十九日。
后来人们评价说，孔祥熙这封信可谓机关算尽，即讨好了蒋介石，又将不能去西安的原因都推给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即使这样，孔祥熙还嫌不够。在这危难之时，不能和主子同赴国难而一个人留在南京，无论如何“良心”不忍。于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孔祥熙当时又演了另一出戏。他每日清晨为蒋烧一柱香，每晚在十字架前向耶稣祈祷，并用《圣经》占卜蒋的安危。那天他从《新约福音》中看到“耶和华和一妇人一起得救”字样，便像发现了珍宝，急忙打电话告诉宋美龄，说是一个吉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西安之行，一定有了耶稣在上天保佑。当即说得宋美龄心里也美滋滋的踏实了不少。
12月ZI日端纳从西安返回南京，向孔祥熙报告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及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会谈的情况。他还在南京到处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使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大煞风景。第二天，孔祥熙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
1936年12月22日晨5点30分，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降落在西安机场。当即在东北军的护卫下，宋美龄、宋子文走下飞机，并驱车前往蒋介石的住处。
当天早晨6点整，车队准时到达。张学良打头，宋美龄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端纳、蒋鼎文、宋子文等一行人鱼贯而人走进蒋介石的客厅。真巧，这一天距离蒋介石被押刚好整10天光景。
当时，宋美龄第一个走到蒋介石面前，夫妻相遇万语千言，但此时却说不出口。宋美龄只是说：“伤在哪里？伤在哪里？让我瞧瞧……”
蒋介石不愿当着众人有什么过分亲呢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还好，还好。回去再找大夫吧。”
宋美龄听了当即眉头一皱：“啊！’他们没给你找大夫？”
张学良在一旁忙解释说：“有的夫人，我们天天都有大夫替委员长看病、换药……”。
扯了一阵子客气话后，张学良自觉告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三人重新坐定后，宋美龄先说道：“我们应尽快争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祥熙本来要来的，考虑到南京的情况，他也需要留在那边。对了，临来西安时祥熙还为你祈祷，果然有了吉言，说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宋美龄此番话说得众人都笑了。
最后蒋介石说：“谈判我就不参加了。我参加了反而不好办，对日作战我口头已经答应。主要的要他们放人，其他你们看着谈，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帮助下，张学良、杨虎城和宋美龄、宋子文几人连续几天反复会谈，商讨蒋介石答应的条件。宋美龄和宋子文信誓旦旦，声称只要保证蒋介石安全飞回南京，蒋答应的联共抗日、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等承诺就一定兑现。
张学良、杨虎城则坦言相告，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对蒋介石的保证有所顾虑。而且，即使他们两人信了蒋介石，他们也不能保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相信蒋介石。而这些将领正是促使张杨发动事变的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中共代表周恩来专门同蒋介石谈了两个小时。周恩来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耐心说服杨虎城和张学良放人。
由此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成定局，放蒋介石回南京也是大事所趋。但是，谁都知道蒋介石的为人，谁都知道蒋介石如果活着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味着什么。但日军大军压境，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宗派林立，虎视眈眈。一旦蒋介石毙命，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新的内乱，这无疑对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是最有利的。因此，当时亲日派都希望蒋介石能死在西安。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时，西安机场挤满了人群。东北军、西北军的数百名高级军官及各界两千人在欢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欢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面如灰槁、右手抓住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提住宋美龄的手臂，步履匆匆地走向停机坪。
这时，张学良也带领着随从赶到了机场。杨虎城则带领着一批高级军官担任警卫。
当即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张学良也跟着上了飞机。杨虎城在他们分别的刹那间只说了句：“汉卿弟保重！”
飞机在欢送的人群上空插人蓝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和平解决。然而，等待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厄运。
3．蒋介石出尔反尔
有人曾这样形容“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决斗就像旧戏舞台上两支军队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胆战心惊，但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着对方。因为双方心里都明白这是演戏。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但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甚而威风凛凛，比胜利者还自豪。
这就是蒋介石回南京后给全国人民的感觉，人人都“得胜”了，只有历史是受骗者。
那天，孔祥熙和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飞机场，象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着蒋介石的归来。
就在蒋介石回南京的当天晚上，孔祥熙和宋零龄便前去探望，孔祥熙并当即提起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
在几天后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会议上，张学良沉痛地对在坐的人说：“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
而蒋介石此际已恢复了他昔日的尊严，并以长者的“宽容”检讨说：“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采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1936年写到：“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容，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衷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并没有立刻把孔祥熙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放在心上。孔祥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其实辞不辞的结果都一样。蒋介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向全党发表了一篇声明。其声明中说，他身为委员长，不仅没能制止叛乱，反而给国家带来危机，责任不可推卸。因此要求辞去他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在辞职之前，他下令把前去围攻西安的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以履行他“停止内战”的诺言。
蒋的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把蒋介石提出辞职当真事，谁也不会幼稚到以为蒋介石真的想辞职，那不过是一个姿态罢了。但蒋介石又连提了两次，好像他真心地想辞职，就像孔祥熙一定要蒋批准他辞去行政院代院长一样。
和蒋介石上演的辞职闹剧一样，对张学良的‘’审判”同时也在进行。1936年12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中常委的紧急会议，会上孔祥熙等一改“西安事变”时对张学良的谦恭，开始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大肆声讨张学良犯上作乱的“暴行”。会议决定把惩处张学良的工作交给军事委员会来完成。
12月对日，也就是1936年的最后一天，“西安事变”发生的20天以后，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实际上，在判决的第二天，张学良就被释放。一切都像事先演练好的一样，张学良被一辆黑色轿车接到了宋子文家中，并天天晚上和宋子文、宋美龄一起打麻将消遣。
1937年元旦一过，蒋介石见自己的辞呈没有被“批准”，便向中常委请了病假，回他的浙江奉化老家养病去了。不久张学良也押往溪口。
蒋介石这一走，在南京的头头脑脑都慌了神。因为蒋介石一请病假，一回老家，就意味着高层要出现人事变动。而这次人事变动，又肯定和“西安事变”有关。那些沉不住气的，讲了真话或预谋趁机夺权的人便惶惶不安起来。
孔祥熙这时在干什么？他心里有底。蒋介石在西安时宋美龄就向他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