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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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说，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因1927年中国革命及相关事宜发生的斗争内幕，几乎完全茫然不知。当他看到这些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争论的材料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何和为何被斯大林所出卖。他发现，他一直被斯大林指责的见解，恰恰是斯大林本人当时持有的，这对陈无疑是个惊人的发现。他看到斯大林如何让他成为斯大林自己政策失败的替罪羊。陈于是立即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分子也随即被清除出来。斯大林对陈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得到上海地下党不少反对派的支持，感到震惊。斯大林立即在仍然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中进行清洗。到1929年底，托洛茨基分子数量几乎占中国学生的一半。斯大林逮捕他们，关闭中山大学，将托派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据报告称，他们受到的待遇比那些苏维埃的反对派还要恶劣。几乎只有少数人想办法回到了中国。幸运的是这些人没被察觉，回到中国后，随即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被共产党开除而分离出来的托派运动。
兰德说，尽管伊罗生反对斯大林，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编辑《中国论坛》的两年时间里他受到过中国托派分子的影响，因为当时他们要么被关在监狱，要么支离破碎，影响甚微。伊罗生和格拉斯也都不十分了解斯大林—托洛茨基围绕中国而发生的争论，直到从莫斯科正式渠道的消息得知，陈独秀这个过去幻影般的人物1932年重新出面，成为中国地下的托派反对派领袖。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对陈的谴责，但伊罗生拒绝在《中国论坛》上发表。
可以说，伊罗生在北京与刘仁静的合作，是伊罗生在中国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意想不到的真相显露，令伊罗生时常处在惊奇之中。
刘仁静在上海便与伊罗生认识。他的英语流利，对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也了如指掌，并且有大量资料充实他的见解。当伊罗生夫妇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刘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和所有托洛茨基交给他的材料，搬到他们在大羊宜宾胡同一号的四合院。在翻译江西资料的过程中，伊罗生和刘仁静在北平地下组织帮助下日夜工作。这是充满着危险也令人痛苦的工作。具有重要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料，由化名的共产党人送到四合院来。据维奥拉回忆，其中有一位“王小姐”，她带来了1927年大革命以来没有人见过的一套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它们一直埋在1927年被埋葬的那些牺牲者的坟墓旁边。后来由刘仁静在北平一带的托派同志挖了出来。
刘和伊罗生一页一页翻阅整套文件，刘逐页向伊罗生叙述该页内容。当确定感兴趣的目录后，他便翻译出来，由伊罗生打成英文。用这种方式最终完成了一千多页打字纸的资料。就这样，在刘仁静的帮助下，伊罗生回溯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他获得大量所需要的材料以揭示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补充着他已有的江西材料和斯大林—托洛茨基的材料。
1935年3月；刘仁静和夫人、孩子在北平火车站被捕，当时他们正准备乘车去南方。在例行的行李检查中，警察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这是刘仁静粗心大意放在行李里的。经过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一位美方负责人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的疏通，刘的夫人和孩子很快被释放，而刘的命运一直是个谜，直到好多年后伊罗生才得知，在日本侵占南京前夜蒋介石政府迁往武汉时，刘仁静和其他在南京的在押犯才一起从南京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刘仁静全家的被捕使伊罗生受到沉重打击。他同时感觉到，研究这样一些具有爆炸性内容的违禁材料，处境非常危险。他和维奥拉决定，该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了。1935年6月，他们带着十箱档案材料和已完成的部分手稿，在上海乘坐邮轮前往马赛，从那里开始了他们的欧洲之行。在巴黎，伊罗生访问了法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特雷特（Albert Treint），拜访了一些托派分子，并用一些时间在国家图书馆研究中国大革命。
1930…1935年第27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4）
4
伊罗生所做的最艰苦的努力，是寻找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发表的一次关于中国大革命的演讲记录。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伊罗生的重要目的是研究以往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简报《国际新闻通讯》（Inpercorr ），以便能够从外国的报道中，找到一些材料来证实他对中国资料所做出的事件归纳。立即引起他注意的是，这套简报中缺少的一期，正好出版于上海大屠杀之时。其中有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的演讲摘要，当时他反驳托洛茨基对支持蒋介石的批评。这一演讲是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发表的。（参见本书《宴会在喧嚣进行》一章引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转向，在上海镇压工人，随后发动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并把所有苏联顾问赶出中国。兰德说，这样一来，斯大林的这段话便成为人们责怪斯大林的一个明显证据。谁最终被“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当然不是蒋介石。对每个听到过这个演讲的人来说，斯大林对局势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斯大林的演讲，发表于蒋的叛变之前一个星期，这表明他的中国政策一直大错特错。这个演讲，在斯大林的同志们看来显然令人困惑不解，甚至动摇着斯大林对苏联领导权的铁腕控制。不过，斯大林狡猾地压下了这一演讲，从未将之公开发表。5月，在共产国际第八次会议上，斯大林受到托洛茨基的一位同党乌尤维克（Vuyovitch）的挑战，他要求斯大林对其演讲作出解释。他在讲话中所作的简短说明说：“斯大林同志总是有机会修改其失误和忽略之处，然后才将其速记记录放在我们面前。”斯大林回避了这一圈套，乌尤维克是想借此迫使斯大林承认是他错误判断了蒋介石。除了乌尤维克的说明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斯大林做过这样一个演讲，因为所有速记记录都不再存在。托洛茨基在同一次会议上指出：“几天之后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一演讲的记录件，但是我的痛苦和努力落了空。”
遗失的这段讲话是促使伊罗生反对斯大林的一份重要证据。他认为在与托洛茨基争权斗争过程中，斯大林一直在巧施伎俩毁掉了中国的大革命。伊罗生知道《国际新闻通讯》发表过这一演讲，他决心亲自找到它，因为这是直接出自斯大林之口的一份确凿证据，说明他实施着毁灭性的中国政策，而随后又掩饰其痕迹。伦敦是伊罗生的下一站。伊罗生在大英博物馆又发现，当一整套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拿到他面前时，同一期简报也不见了。
在此期间，伊罗生夫妇曾从利物浦乘船前往挪威去看望托洛茨基。维奥拉后来回忆说，这次访问，伊罗生和托洛茨基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延续了很多年。
伊罗生和妻子后来回到美国，到纽约曼哈顿东区南部的公寓里住下来。他们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中国论坛》专号上用过的那幅中国军官和成堆白骨在一起的令人恐惧的炭笔画。
伊罗生又受聘担任法新社的翻译。每天早上五点他到法新社的办公室上班，一直工作到中午。这使得白天有剩余时间来写他的著作。
伊罗生找到了全套《国际新闻通讯》，但还是没有发表斯大林1927年4月5日的演讲的那一期。他继续执著地寻找。一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这篇文章已经被剪走，“这让伊罗生后脑勺的头发竖了起来”，维奥拉许多年后回忆说。很显然，这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由在纽约的某些党的积极分子剪走的。这再明白不过地证明是斯大林的绝对无情和对全党的统一命令，才使世界上任何一处公共档案中，都找不到被删去的文章，至少据伊罗生所说是如此。
伊罗生后来终于从马克斯•；沙克曼（Max Schachtman）那里找到这份被清除的资料。沙克曼是一位在纽约的托派领导人、职业革命家，也是伊罗生的朋友。沙克曼保存有大量文件。他藏有随《工人日报》发行的每期《国际新闻通讯》，斯大林的演讲记录终于找到了。伊罗生随后完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并把斯大林的这段话引用了进去。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曾建议邀请伊罗生夫妇访华，但当时未能如愿。
伊罗生在鲁迅和茅盾帮助下编选、翻译的《草鞋脚》，终于在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时伊罗生在该校担任政治学教授，他当即给茅盾寄出一本《草鞋脚》，但书被退回，标明：地址不详。伊罗生失望了。正在发生“文革”的中国，离他那么遥远而陌生。他整理出鲁迅、茅盾给他的信，追忆当年的难忘岁月。他不能让这些信埋没在自己手中，但又不能与中国大陆取得联系，便将它们捐给了美国一家图书馆。
1980年一个夏日的黄昏，两位中国朋友来到伊罗生家中，给他带来两本中国出版的《新华月报》，上面刊载有他捐给美国图书馆的鲁迅的信。这给他一个信息：他有可能在有生之年重访中国。他当即给宋庆龄去信，说他将于10月访问日本，询问有无可能邀请他们夫妇访问中国。
就在动身去日本的前几天，伊罗生接到了来自中国的电话。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邀请他们夫妇作为作协的客人访问中国，并说，如果接受邀请的话，可回电告知，中方将办理好签证，放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伊罗生可在那里领取。
伊罗生夫妇如愿以偿。1980年10月13日，他们由东京抵达北京，15日与宋庆龄重逢，同一天，还见到了丁玲。第二天，他们拜访茅盾，17日与刘尊棋重逢。回国后，伊罗生撰写了此次重访中国的著作《重访中国》，记叙了整个接受邀请和访问的过程，该书1985年在香港出版。
伊罗生现已去世。
1936年第28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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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西安古城墙上面，或者徜徉在华清池，就像是走在历史中。眼前的许多景物都会引发人的感慨。我总觉得，1936年12月在这里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在很大程度上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具有真正转折意义的历史环节。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进展与之相关自不待言，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未来的走势变化，更是从这里开始。一个由盛及衰，一个由弱转强；一个从二战期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变为狼狈不堪退缩到孤岛叹息不已；一个从黄土高原如困兽般抗争变为独步天下引吭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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