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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

6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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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描写的华夏两家也是象征,即象征中国。华小栓吃用夏瑜鲜血浸过的人血馒头,象征国人愚昧麻木、自相残杀。夏瑜是革命志士,华老栓是底层民众,夏瑜为大众而死,却得不到民众的理解。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不只是华老栓,那么多的茶客,包括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他们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却都痛骂夏瑜,与刽子手康大叔一鼻孔出气。

  这正是鲁迅最感痛心的地方。人血馒头并未治好华小栓的病,那么,什么才能治好中国的“病”呢?鲁迅正是要启发人们思考这一问题。

  《风波》的主题与《药》相近。它描写了1917年张勋复辟在江南一小镇引起的一场有关辫子的风波。七斤是鲁镇的船夫,因撑船进城被革命党剪了辫子。因此,张勋复辟的消息一传来,便引起了他的大恐慌。我们今天对此也许莫名其妙,因为现在的男子很少有留辫子的了,即使有,也与政治无关。

  但在民国初年,辫子却非同小可。那时,辫子的有无往往是政治信仰的表现。

  清朝要求男子剃掉前半边头发,留下后半边编辫子。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便把象征封建统治的头发剪掉,以示革命。当时革命党都剪了辫子,但一般老百姓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的影响,似乎本能地害怕剪发、反对剪发。因此,革命党便强行剪发,七斤就是被强行剪发的。作品围绕着七斤的辫子,展现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农村的愚昧、落后。赵七爷得意忘形,因为七斤几年前曾骂过他,他可以借此出气了。七斤嫂埋怨丈夫,生怕连累自己。八一嫂心地善良,主持公道,却被痛骂。但尽管这些人性格不同,却都非常愚昧、麻木。赵七爷是个封建遗老、帝制余孽,仿佛很有学问,而见闻鄙陋。他一本正经地胡诌什么张大帅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等等。七斤知道的所谓时事是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七斤嫂一听到皇帝坐龙庭,马上就想到什么皇恩大赦,根本不知道革命一说。张勋复辟很快失败,风波很快过去,他们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毫无改变。作品结尾写道:“现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们早又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到夏天,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大家见了,都笑嘻嘻地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过80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18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往来。”这说明,辫子虽没有再留起来,复辟虽不可能,但农村却毫无变化,因此应该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

  国民灵魂画像《阿Q 正传》是《呐喊》中最深刻的小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它塑造了阿Q 这一个中国国民性格的典型,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画出一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阿Q 是一个流浪雇农。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见识短浅,却很自负,所有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你算是什么东西!“他又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我们不知道阿Q 先前是否阔,即使阔过,也于现在无补。至于将来他儿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阿Q 现在连老婆也没有。阿Q 盲目地神往于过去和未来,而对现在,却避而不谈。这些正是当时中国人的一般心态,不思考目前的困境,却在过去和未来寻找安慰,自我麻醉。阿Q 曾进过几回城,也就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视城里人。

  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阿Q 就是这样,盲目地自高自大,见解狭隘而自以为是。当时,中国有不少“爱国者”沾沾自喜于什么“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什么“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之类。阿Q 正是这些人的缩影。

  对自己的缺点,阿Q 不是想法改正,而是特别忌讳。阿Q 最感耻辱的是他头上很有几块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因此忌讳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也讳了。

  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 便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嘴笨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但总是阿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便改为怒目而视,或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光荣的癞头疮,而不是平常的癞头疮了。有时与人打架,被人打了以后,他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仿佛他是老子,打他的是儿子。

  别人了解他的这一心理后,就揪住他的辫子,说:“阿Q ,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Q 自己却两手捏住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一次,阿Q 仿佛在精神上也失败了。但不到十秒钟,阿Q 又心满意足地得胜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与别人赌钱赢了,又被别人抢走,阿Q 感到了失败的痛苦,可不久他又转败为胜了,他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打了别人一般,他又得胜了。

  阿Q 在现实中处处失败,在精神上永远胜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胜利法。

  它使人满足于精神上的自欺欺人,因而也就不思改革,不想改革。

  精神胜利法是我国近现代非常普遍的民族心态,是中国近现代屡屡失败的产物。在反抗各帝国主义入侵中屡屡失败,为了寻找心理平衡,便逃入精神胜利法中,以求得暂时的安慰。但这却容易将人麻醉,永远满足于奴隶的处境。鲁迅通过阿Q 揭出了中国人的这一性格弱点,希望中国人自我反省,早日觉悟。

  《呐喊》中的其他作品也各有特点:《孔乙己》、《白光》描写了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旧知识分子的悲剧。《明天》、《故乡》表现了对下层人的深切同情。

  《一件小事》通过“我”和车夫的对比,赞扬了车夫的崇高品德。

  《社戏》则是对儿时生活的诗化回忆……。所有这些,都从某一方面表现了《呐喊》的独特成就。

  新小说的艺术典范从艺术上讲,《呐喊》借鉴了外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形式,创造了全新的中国现代小说。我国的传统小说,形式比较固定,有笔记体,传记体,章回体。这些形式,自有其独特贡献,但只用这些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就很不够了。鲁迅更多地取法于外国小说。《狂人日记》借鉴了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用日记体形式,展示了狂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在狂人的胡言乱语中揭示了礼教吃人的本质。《孔乙己》描写了一个善良而愚腐的旧知识分子的悲剧,用传记体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而鲁迅则设计了一个酒店小伙计,通过他的眼睛,

  展示了孔乙己的命运,又留下很多“空白”,收到了虚实相间、韵味悠长的效果。《药》完全采用了场面拼接的形式,表现了一个令人震撼又发人深思的悲剧。作品的四个画面由华老栓取药、华小栓吃药、康大叔说药与华夏两家上坟组成,作品的叙述者似乎隐去了,只留下四幅客观的画面,给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阿Q 正传》表面上似乎沿袭了章回小说形式,但稍一思考,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同,有些方面甚至和旧小说唱反调。我国章回小说的回数大都为整数,有10回、20回、100 回、120 回等等。而在鲁迅看来,整数恰恰是中国人“十全停滞”生活的象征,为了留点缺陷,《阿Q 正传》只写了9 章,偏不凑够10章。

  古典小说的结局(岂止是小说,戏曲也一样)往往是大团圆,“才子中状元,奉旨成婚”之类俗套。《阿Q 正传》的大团圆,不是阿Q 与吴妈结婚,而是阿Q被枪毙。而最大的不同还在叙述者。

  在古典小说中,叙述者与作者合而为一,是作品中人物与事件的权威评判者。

  《阿Q 正传》的叙述者则冷嘲热讽,与作者的意图形成反讽效果,即叙述者反对的,可能是作者赞成的;叙述者赞成的,可能恰恰是作者要反对的。又如《一件小事》采用速写体,《头发的故事》采用对话体,《故乡》采用了散文体。

  这些,都表明,鲁迅在现代小说形式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当然,最重要的,不在鲁迅创造了多少新形式,而在鲁迅对新形式的勇敢创造给予后人的丰富启示。

  《呐喊》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纪元,它以全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狂人日记》那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成为现代小说的中心主题。

  《故乡》等开创了现代小说一大流派:乡土小说派。《阿Q 正传》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如现代作家老舍、路翎,当代作家高晓声、张炜等。至于《呐喊》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那就更无法估量了。 
  

  
32 漫漫长夜里的火光——《女神》
 
  火山爆发环宇生光

  四川籍的许多大作家,都曾向人们说过自己创作时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汉赋的奠基作家司马相如,在写他的名作《子虚赋》、《上林赋》时,“意思萧散(像失了魂一样),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起),几(近)百日而后成。”扬雄在接受汉成帝诏命写《甘泉赋》时,精神高度集中,及至写成,已疲惫不堪,于是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的五脏出了肚皮,掉到了地上,自己又用手塞了进去。及至醒来,患了气喘心慌病,历时一年方才痊愈。宋代苏轼是才华横绝一世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还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可见,苏轼的许多名作实非轻易而得的。郭沫若作《女神》时,其才思是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的,不是像《子虚赋》、《上林赋》那样经过长时间酝酿构思、“几百日而后成”的。他没有像扬雄写《甘泉赋》那样累得病了一年,似乎也没像苏轼那样“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

  他说:“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是“我的诗的创作爆发期,差不多每天都陶醉在诗里面。那个时候每当诗的灵感袭来,就像发疟疾一样时冷时热,激动得手都颤抖,有时抖得连字也写不下去。”“我自己本来是喜欢冲淡的人”,喜欢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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