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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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果夫的亲信庞镜塘在解放以后回忆：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都组织有‘清党委员会’，以贯彻其彻底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在中央方面，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为主，成立五个人的委员会，专任党内排除异己的勾当，除于‘四一二’在上海和各地实行搜查检举，进行大规模的大屠杀外，对党内具有进步思想或在某些表现上同情共产党，反对过蒋介石的成员都诬为‘反动分子’，多方进行搜查和检举，罗织‘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例如在广州‘四一五’以后，杀害了萧楚女、熊雄、安体诚等。过了几年，还在天津捕杀了韩麟符。又长期关押黄埔军校第五、六期的学生多人，直到其自首或叛变革命以后才予以释放。在其他各省市，持续至一二年之久，还在多方进行迫害，必至置诸监狱而后已。就全国范围而论，被害的人数，竟至以数万计。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以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恢复党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重则以绑匪和流氓的种种手段，进行暗杀，轻亦秘密关押，使其长期失掉自由。因而在这时期，各地的进步人士宣告失踪的时有所闻。”
“清党”虽然都是二陈的亲信在各地主持，但陈果夫、陈立夫总是不放心，担心出什么问题。兄弟俩常在全国巡视。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东北局势开始紧张。在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下，年仅27岁的张学良，在父辈们的辅佐下，沉着应变。他对父亲的死，秘而不宣。致使日军模不着头脑。接着他化装返沈，稳定奉系领导集团，掌握了东北的局势，然后宣布父亲身亡消息，并同时宣布继任奉天军务督办。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归于失败。
这时日本派人鼓动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南京方面也与张学良取得联系，希望他和平归顺南京政府。张学良从民族利益出发，置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于不顾，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易帜，归属南京政府。至此，国民党政权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政权统一之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国民党新军阀的军权，召开了编遣会议，决定把全国军权收归中央，遭到各派反对。蒋介石与各实力派矛盾由此激化，只能诉诸武力。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爆发了。
到了1930年初，蒋介石在与各派军阀混战中，大获全胜。就在这一片胜利喜悦之中，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
战争于1930年4月开始，由于这次大战，各方投入的兵力空前绝后，主战场在河南、山东、安徽、陕西等省，故此被称为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取胜，冯、阎、桂的失败而告终。10月，冯玉祥到石家庄同阎锡山会面，商定间将晋军改编交给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他们二人出国暂避，实际均未出国。
这时蒋介石急忙要回师江南对付红军，他为善后问题的处理故意显示宽大，要冯、阁下野，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交给了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华北、东北归属国民党不久，陈果夫、陈立夫随即派人前往京津地区主持党务。
1929年夏，陈果夫赶到北平，亲自指导北平地区的“清党”。他担心北平归属不久，国民党势力不强，害怕共产党乘机插入，不得已，只好亲自跑去。北平的记者早已风闻陈果夫的到来，纷纷来到陈果夫下榻宾馆，想进行采访。但陈果夫却怕记者中有共党分子，又怕有些刁钻的记者问些问题使自己下不来台，便一概谢绝采访。但记者们并不死心。
一次，张学良请客，陈果夫身着长袍马褂信步走进餐厅，不料刚迈进大门，一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记者蜂拥而上，将陈果夫围在中间，陈果夫无法突围离去。而这时离人席的时间尚有十几分钟，陈果夫急得有点出汗了。忽然他灵机一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满脸堆笑，不等记者提问题，他先问了起来，问那些记者在什么报馆工作，问报纸的发行情况，问编辑工作的情况，实在无话可问之时，便假装咳嗽。这样好不容易拖到了宴会人席时间，陈果夫立刻收起了笑脸，冷冰冰地抛下一句“对不起，我要人席”。便径自而去。事后，陈果夫为能逃过记者的发难而洋洋自得地说：“他们对我一无所得，而我反做了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
陈果夫意识到想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就必须把国民党组织大权掌握在手。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有许多得力人才，所以国民党组织内显得人才济济，如今清党后，不仅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被清洗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员也因深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而立场游离，已不能胜任反共的责任，国民党人才匾乏的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因此，陈果夫认为，要完成清党任务，推行一党专制，必须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于是，陈果夫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务人才为宗旨，使之与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陈果夫等人商谈了党务学校的办学宗旨、方针及招生、师资、校址等问题，并拟出详细书面报告，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看了后，拍手叫绝，立即命令付诸行动。1927年5月，南京国民党中央会议正式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自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任训育主任，陈果夫任总务主任。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只是挂名，真正负责人是陈果夫。
由于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该校创办时无论是经费还是资筹方面都得到很好的解决。陈果夫亲自参加招生录取工作，从当时2000多名报名者中，经过严格的口笔试录取了340名。
为了把这批学员培养成效忠于蒋介石、陈果夫的国民党党棍，陈果夫亲自为学校制订了“亲爱精诚”的校训，要求学员们亲爱团结、精诚一致，拥护蒋介石，形成国民党内以蒋陈为代表的新兴势力。
党务学校的教学内容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两种，以培养全能人才。政治训练就是对学生宣传蒋介石的言论和戴季陶主义，通过这些反共教育，培养学生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情绪与精神。除此之外，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技能，以适应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的需要。军事训练，就是将学员生活纳人军事管理之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进行的训练，培养学员的军事素质和所谓的“军人魂”，即蒋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有274名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其他学员则因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反共思想不坚决等未能毕业。
1929年6月，蒋介石为了培养更多的训政人才，把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主要培养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党务和训政人才。蒋介石续任校长，丁惟汾任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陈氏二兄弟均担任校务委员。后来教育长也由陈果夫接任，实际中央政治学校大权仍握在二陈手中。
1929年吕月，第一期录取67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说，“中国旧思想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员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所以今后“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说，要利用国民党的思想来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能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做了硬性规定，使这所学校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选派三至五名学生出国留学深造。
二陈对学员们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学员稍有越轨行为，特别是政治思想上有进步表现，即行处置或开除。
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有微辞，很快为学生中的奸细告诉校方。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但陈果夫毫不通情。他冷冷地回答：“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老师再三恳求，陈果夫漠然不理。
有时即使只是违背了校纪，陈果夫不问青红皂白，也予以重罚。中央政治学校所在的南京，有“火炉”之称，一到夏天，便酷热异常，令人难以人睡。有一年夏天，一名学生在宿舍难以人眠，便忘了校方要求午睡的规定，出了宿舍，信步走人了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就在礼堂的长凳上睡着了。校方发现后，把他叫到军训总队部，进行严厉批评，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犯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大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总队部人争吵起来。陈果夫知道后，勃然大怒，训斥该生：“学生在中央政校即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要按军法处置。”随后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正是在陈果夫的“严格”要求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都成了陈果夫的效忠者。当时社会上就普遍流传：“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都刻着‘孝忠’两个字。”
4．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
丁惟汾凭本身的势力无法抵抗党内任何一派，所以蒋丁合作非常亲密，一时出现了“蒋家天下丁家党”局面。丁惟汾指示大同盟分子发动学潮反蒋遭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人马趁机大打出手，使丁家党土崩瓦解。
国民党的党务，在孙中山逝世以前，可以说是由孙中山一手包办。党内无论何人何派，都不能和孙中山对抗。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立即呈现出分裂状态。在上海，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即使在广州，国民党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
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胡派势力被赶出国民党中央：“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下野出国，汪派势力也失去核心；孙科之所以能形成一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孙科自己没有主见，他派中支持他的人也没有主见，孙派形不成气候。所以在“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中，只还存在以国民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