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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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在揣摩了秦王心理,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
“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自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如今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当李斯还未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历史上外国人才对于秦国的重要性,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使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销“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也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的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他写这些著作,本是因为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
李斯明白,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远不如韩非。现在秦王把他留下,是否重用,还未决定,不过一旦重用,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必须首先除掉韩非。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大王现攻打韩国,韩非自然不会同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地是要赶尽杀绝,他又对秦王说:“如果放他回韩国,他定会为韩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就他羽翼未成之时将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李斯就送给韩非毒药,令他自尽,韩非深知李斯的为人,就饮毒自杀了。李斯知道从此没有了对手,就更加放胆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六国,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以后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刚统一的国家。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应像周代那样,分封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时,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书说:“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同于百姓,万一发生了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叛乱,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唯有李斯坚持置郡设县,遣官治理。他认为,天下所以战乱频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仇视,周天子也无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统,如果再立许多国家,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权。出于对当时情况的考虑,也出于个人生活经历,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李斯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成熟的统治形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秦皇行宫/右阙楼复原图
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食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按照李斯的建议,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污辱,是对人的尊严的残酷迫害。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廷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步秦廷了。李斯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作为学者出身的李斯,竟能这样背叛文化,残害文化,实可谓天良丧尽。对这样的“读书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皇威,镇抚六国百姓,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出游,从咸阳出发,经武关,沿渭水、汉水到云梦,再经长江东下直到会稽,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纪念。在北归咸阳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即病死在沙丘。
当时随行的有李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和胡亥的老师赵高。秦始皇临死之前,曾有书信召长子扶苏送葬,按当时的习俗,长子承位是天经地义的,况且扶苏刚毅勇敢,较得人心。但赵高为了掌握大权,极力想把胡亥推向皇位,就让胡亥扣留了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秦始皇猝死,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便令人在秦始皇的车内伪装成始皇,让人照常送水送饭。赵高趁此机会拉拢李斯,采取攻心战术,他们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赵高说:“皇帝生前写了一封宣召扶苏来送葬的书信,未及发出,便死了,这您知道。但现在这封信和符玺都在胡亥手里,皇帝驾崩了又没有人知道,决定由谁继位,全看您和我了。您的意下如何呢?”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这哪里是做臣子的应该说的话?您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赵高说:“如果按始皇的意思去办,也未尝不可,对我毫无损害。我只想问您,您与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呢?”
李斯说:“我不如蒙恬。”
赵高说:“那好。扶苏刚毅勇武,又曾坚决反对您和始皇焚书坑儒。他即位之后,必定任用他最为亲近的蒙恬做丞相,到那时,您怎么办呢?”
李斯默然。赵高就这样开门见山,紧紧抓住李斯贪恋权位富贵的心理,争取了李斯。于是,两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的书信,指斥扶苏“不孝”、蒙恬“不忠”,令二人自杀。扶苏接信后自杀,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终于服毒而死。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李斯是一个可以牺牲任何良知来换取和保住功名的人。秦二世胡亥十分昏庸,只顾享乐,不理国政,秦朝已如厝火积薪,十分危险,但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虽然看得十分清楚,也不规劝。一次,胡亥竟向李斯问道:“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如果帝王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能如何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无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个办法吗?”
李斯不仅不直言相劝,反而揣摩胡亥的心理,献上了一套“督责之术”。他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劳,否则,那就比尧、舜还辛苦。所谓“督责”之术就是君王的独断专行加严刑峻法。胡亥一听,正中下怀,立即采用。结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杀、“明吏”遭戮,怨声载道。
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勾心斗角、排除异己也就势在必然。胡亥整日在宫中淫乐,根本就不视朝理事,所有大小事务,全让赵高办理。一天,赵高往访李斯,故意谈及关东乱事,两人相对唏嘘。赵高说:“现在关东群盗如毛,警报频传,而主上恣意为乐,又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犬马等无用之物充斥宫廷,不知自省。我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轻,不如丞相德高望重,还望丞相进谏。”李斯说:“不是不愿进谏,实是皇上并不出朝视事,无由得见。”赵高则说等他探得主上闲暇,便来报告。李斯还以为赵高是个忠臣,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正当胡亥玩得高兴的时候,赵高却派一宦官急传李斯入见。李斯穿好朝服,疾趋入宫,没想到正撞在胡亥的兴头上,迎头遭了一顿训斥,只好回去。这样往复三次,胡亥就十分气恼李斯,怪他败坏了他的游乐之兴。赵高趁机谗毁李斯说:“假造诏书让您当皇帝的事,李斯也参加了,他本以为功劳很大,皇上会封赏他,现在未能如愿,就心怀不满。现在接连求见,恐怕不怀好意,要多加提防。再说外边风传他与长子李由合谋反叛,虽未有确实,但关东盗贼猖獗,李由并不奋力扑击,就是绝好的证据,请陛下下令拘捕,不要犹豫了。”胡亥虽然糊涂,但毕竟还知道事情重大,就先派人调查。赵高暗地里嘱托使臣,让他们诬谄李斯。
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希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李斯见胡亥不听,就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在这里“督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