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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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书商态度的变化
3 中国书商态度的变化 在过去80年的时间里，中国公众的观点是反对基督教文学的。宣传基督教的传单被用于做中国式的鞋子，其它大部分宣传品的最终命运是被集中起来，同写有中国文字的纸张一起，在寺庙里烧掉。无论如何，中国的书商都拒绝代销任何基督教书籍，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对一个有身份的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1895年，当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广学会的其它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杭州一个城市，《泰西新史揽要》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其中一个是针对富人的，其它的则针对经济情况少差一些的买主。在全国流通的盗版书的总价值肯定能达到100万元。《时世评论》也被盗印。在北京，在1895年底至1896年初，戊戌变法的最初几个月里，改革俱乐部 办了一份报纸，不仅重印林乐知先生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就连报纸的名字都一样。 因此，到这时，长期以来横亘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学之间的藩篱四分五裂了。书商们不再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顾，而是相反，因为能销售我们的书籍而异常高兴。一点也不用奇怪，一套《泰西新史揽要》在上海卖两元，到了西安却能卖上六元。我们无法弄清楚盗印者赚了多少钱，但我们从各个销售点获得的年利润超过了来自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捐助，这使我们得以更经常地开展免费赠送，在任何我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 1895年1月，当中国的主要当权者都为对日作战的连续败绩所震惊时，我被南京总督 请去，商讨使中国摆脱困境、安定秩序的最好办法。 4 南京的冬天 下面是从当时所写的一封信中摘录的，想必读者会对此感兴趣。 天气潮湿得很，风刮得很大，一会儿雨，一会儿雪。路上覆盖着一层很深的泥浆，每走一步都泥水四溅。因为寒冷，所有的行人都蜷缩着，就像患了心绞痛。什么代步的车都没有。只有一顶轿子，还是从河对岸的下口（hsia kwah） 弄来的，因为没有被派往急需轿子的渡口才得以留下来。如果现场看看中国人如何准备一顶轿子，任何因循守旧都会相形见绌。轿子被放在先辈存放过的地方，必须是先辈用过的那一顶，即便破裂的轿板和用烂了的蒙布也一摸一样；并且风必须从使先辈烦恼过的同一个缝隙吹入。因为到处找轿夫——当有轮船靠岸时，他们很抢手——耽误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们才得以动身。 在我们经过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但使陌生人震惊的，还是马路两侧的草棚子。那些棚子大约有4英尺高，4英尺宽，7英尺长，盖着一点稻草，和一个草垫子，是用作床睡觉的；唯一的家具是一口下面烧着火的铁锅，还有曾经是被子的一堆烂棉絮。老人们抵挡不了多久这样的严寒，食物的贫乏又使年轻人饥饿的身体衰弱多病。许多人以赌博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他们的皮肤冻得发紫。有的地方冻裂了，结了一层白色的疮痂。他们的姐妹们幸运一些：很久以前，为了过上相对好一点生活，她们就被卖了——这太可耻了，有人会说——以便使他们的家庭少受几个月饥饿的煎熬。尽管贫穷很可怕，但在那些把拥有一个妻子看得像白日飞升一样缈不可及的人们之间，“本能”还是宣告了它的存在。有时，他们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一位可怜的饥饿的寡妇——那寡妇就住在毗邻的草棚里，还带着一个小孩——她因此得到一晚上的盛情款待，直到又一个婴儿降生。新生儿是没人抚养的，夜里他们被扔在棚子外面不足五十码远的寒冷的空地上，到早晨时就被饥饿的野狗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粘着斑斑血迹的破布。 再看一下轿夫们。他们的情况好一些，但仍然穷得穿不起鞋袜，他们的腿直到膝盖光光的，脚上是用草绳系着的草鞋。在没过脚踝的冰冷的泥浆里，他们艰难地跋涉着，心情却很快乐，因为他们有活可干。冒着慢慢被冻坏、最终落下一身病痛的代价，他们挣得自己的晚餐。 我们到达了总督的接待旅馆，很多高官在那儿住宿。它不是通常的三层楼房，而是一个由围墙围成的院子，里面是一些平房。面朝大街的那所房子有前后两个门，每一个都有8英尺宽；前边的门晚上才关闭，后门则白天黑夜都开着；这后面是一模一样的两所房子，由一个约20英尺长的敞亮的院子分开；三所房子的出口都是最前面的门。旅馆中间的房子前后门一直开着，最后面的那所则只有前门开着，至于后门，因为后面没有房子，被墙堵上了。穿过这些门，冷风没白没黑地往里灌。还有，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是糊着纸的窗子，窗框中间都有很宽的缝隙；房间是由薄木板隔开的，中间的缝隙也很多。因为风是从高处吹进来的，从我的房间刮过就像水流通过筛子。房子没有天花板，并且紧挨着头的隔板与外面宽阔的走廊连在一起。因而可以说，这种头等客房只是一个遮蔽雨雪的盖子而已，冬天半夜里的冷风完完全全地自由出入——这就是我们住宿的头等旅馆。 房间里有两个木头架子，他们称之为床。它们只是光光的木板，上面没有一缕铺盖。也有两把椅子，其中只有一把是可用的；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条大约四英寸宽的板凳，可以坐在上面；桌子上有一个古老的油灯，大概是亚伯拉罕时代发明的。向他们要铺盖，他们拿来一领芦苇做的床垫和一床被子，那被子黑糊糊油腻腻的，多年没有洗过了。更糟糕的是，老板娘走到门口就铺盖问题向她的丈夫发布指示。她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大小的女孩，而孩子患了麻疹。他们并不认为，把铺盖从住有麻疹病人的房间拿出来有什么不妥当之处。所以，对住在那儿的顾客来说，既不暖和又危害健康也不能安睡，只好坐在狭窄的床上看着自己呼出的气息像烟一样冒出来，因为室里的温度远在冰点一下。 这就是帝国最有才干的总督治下的社会状况。谁会把这样一个对自己的臣民所忍受的贫穷与苦难熟视无睹的政府认作文明的政府，而费心思以某种标准拿它跟基督教国家相比？居住在草棚里的成千上万民众所陷于其中的苦难会使铁石心肠都软起来，从而打算做点什么以救助他们。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5 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我会见了张之洞。梁敦彦先生——留美归国学生，当时是总督下面的外事局的首脑 ——是除我和总督外，唯一参加会见的人。那一天不仅是中国的新年（正月十一日），而且也是衙门的节日，因而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仆人没有戴帽子。院子里很静，就像我们英国的礼拜天。 在督署的会客室里等了半个小时之后，梁先生身着便装走了进来，告诉我总督正忙，问我要跟总督说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想跟总督当面交流，以免由别人转达造成任何误解。于是我们两个就战争问题谈了起来。他告诉我威海卫失守了，消息是在我动身来南京后到达上海的。他还使我确认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时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多是派往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又转向中国方式，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失败的方面，并且拿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相比较。像辜鸿铭，非常挑剔，处在一种经验上很不成熟的状态中。他告诉我，中国人认为欧洲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助，不会帮助他们的。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梁先生被总督叫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戴着他的官帽走了出来，请我去见总督。此时已是一点半多了。我一到内院，总督便走到门外来迎接。他穿着长袍，还戴着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先向他鞠躬，然后走进屋内，为他在前一年向广学会捐赠三千两银子的义举再次表示感谢。 然后开始谈话，我讲了一下几点：除非立即达成和谈，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此，总督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打断我的话发表他的看法）；对任何政府来说，它的意义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的能力（对此，总督表现得很严肃，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理念）；上帝命令中国变法维新，倘若中国对此无所用心，上帝将让其它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国所发生的那样。 在回答我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来的和平，并说：中国永远不会屈服，日本将耗尽国力，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那样。他一直在重复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看来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最后，他问——以一种似乎已无计可施的表情——如何实现和平呢？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国也坐视不管。我回答说，如果他主持和谈，并且像在其它事情上那样努力为之，他就能够使北京的大臣们统一意见，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贯彻他的主张，并利用他的影响取得其它省份的支持。听了这些，他面露微笑，显然对他的恭维使他感到惬意。于是我把话题进一步引到原打算讲的道理上。我说，既然上天使他身居显要，就为他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他应当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辟道路。 他对我为中国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通过我的书，在50个左右的高级官员中间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其它各级官员会跟上来的。他承认，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但他又加上一句，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容改变。即将告辞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急着回上海，什么时候再来看他。然后他请我喝茶，戴上镶红宝石的顶戴和兜帽。见状，我赶紧请他不要出去了，因为外面很冷。于是他让梁先生送我上轿。 前一天晚上；由于寒冷——实际上等于睡在露天里，我睡得很少。这天晚上，发现总督的头脑已受到震动之后，我同样没睡好，部分是因为冷，部分是因为我在反复思考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候，我把心里形成的方案写了下来：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