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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阅读姨父-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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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架名叫“伊尔14”的小专机,有十个座位,前边有一张床,床对面还有两个小座位,是首长在飞机上休息的地方。造反派在机舱后边睡得好香好甜的时候,王任重醒来了。他趴在床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曹志勤把信交给了姨父,让他想办法转交给毛主席。只有一页纸,没有折叠,也没有信封。姨父匆匆看了,大意是,他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姨父把信折叠起来,揣起来了。后来,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他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斗争动力和斗争对象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领袖,双方都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表示他们的忠诚。 
  飞机在天上飞,姨父还在想着地上的事情。到了长沙上空时,地面塔台通知说,武汉气候好转,可以在武汉降落。武汉有武昌南湖的民用机场和汉口王家墩的军用机场,要选择哪个机场降落呢?按规矩,民航飞机应该降落到武昌南湖机场。但他想,造反派内部肯定通报了王任重就要飞回武汉的消息,造反派势必拥进南湖机场,降落到那里要出大麻烦。过了长沙,他就让机长给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塔台联系,塔台说可以降落。他又临时决定,飞机降落到王家墩机场。事实证明,改变机场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武汉造反派果然知道王任重被揪回来了,武昌城区满街的高音喇叭;遍地都是红卫兵。南湖机场早已挤满了人。如果在那里降落,王任重就会落到造反派手里,失去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保护,就会发生像北京斗彭真、斗罗瑞卿那样失去控制的惨痛后果。 
  下午一点钟左右,飞机在王家墩机场悄然降落。机场上一片冷寂,除了调度室以外,什么人也没有。飞机上的造反派还在熟睡。 
  在机场等了好久,才来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和湖北省军区的首长。他们原要到南湖机场接人,感到凶多吉少,又得知专机改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才感到这是一个打过仗的人在指挥飞机,立即改变路线,避开人群,从小道上绕到王家墩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打过仗的人就是他们熟识的朱汉雄。姨父像完成了一次作战任务那样,向张体学报告:“体学同志,中南局要我送任重同志回湖北,我的任务到此完成了。” 
  在机舱里呼呼大睡的造反派一觉醒来的时候,张体学和韩东山早已把王任重接走了。姨父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三点钟。从造反派在广州抢走王任重,到他把王任重送回武汉交给张体学,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明来家里看望当年临危受命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忽然产生了写作冲动,对金明说,你让我护送王任重的经历,可以写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呀!金明说,哦,《人民日报》应该给你一个版。   
  3。邂逅绿林好汉   
  姨父从武汉回到广州不久,五六个大喇叭突然从天上冲着他的耳膜吼叫:“把罗瑞卿、王任重的死党,大特务、大土匪朱汉雄揪出来批倒斗臭!”大喇叭音量很大,在不会少于一公里的辐射半径里进行了一日数次的狂轰滥炸之后,他就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常委们一起,被造反派关押到三寓路的一个“牛棚”里了。 
  姨父对造反派实行的“群众专政”嗤之以鼻。他坐在“牛棚”里冷眼审视着从天上飞下来的每一顶帽子,感到它们的尺寸跟自己的脑袋都对不上号码。比如说被打翻在地的罗瑞卿大将,虽然是他十分尊敬的老首长,但他并不知道高层政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是罗瑞卿的“死党”,他就说,哎呀,我是高攀不上的!至于“大特务”这顶帽子,如果仅仅按照它所包含的“特别任务”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只要去掉“大”字,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费一些唇舌的是最后一个“大土匪”,这肯定涉及他投奔延安之前的一次偶然性经历。 
  那是他跟同学们作出结伴到延安去的决定以后,正为凑不起路费,也为不敢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而焦虑时,一个名叫伍明耻的同学也在为筹集路费而发愁。那天下午,他俩来到一条小河旁边。小河在这里扭了几道弯,这个地方就叫“太极图”。他俩觉得属于自己的命运好像也陷进了这个“太极图”里,就仰脸躺在“太极图”中的草滩上胡思乱想。伍明耻忽然爬起来说,别发愁了,走,咱到山上玩去。姨父爬起来说,好,到山上玩去。 
  黄昏时候,他俩走到山下一个破庙里,忽地从山上下来了一群土匪。土匪头目就是永兴场的人,名叫傅聋子。傅聋子认识伍明耻,并不戒备这两个小孩子,照旧带着土匪向山下跑。他俩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土匪跑,又晕晕乎乎地回到了永兴场。刚刚过了“太极图”,土匪就乒乒乓乓地乱打枪,一直打到关帝庙——国民党联保处的所在地。那是姨父第一次看到打枪和打仗,枪一响,他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对土匪说,把枪给我,叫我也放一枪。土匪顾不上搭理他。他又说,你们打枪,为啥不叫我打枪?土匪们照旧不理,却径直冲进关帝庙,把联保处的枪支全部劫走了。 
  乌黑发亮的枪支和“乒乓”的打枪声,对十六岁的姨父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土匪劫来枪支就往山上跑,他和伍明耻也跟着土匪跑,一口气跑到山顶上。土匪做饭犒劳弟兄,姨父也跟着吃了腊肉。姨父觉得好刺激、好热闹、好新鲜呀,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说不定还能捞到一杆枪,又跟着土匪钻进大山,拱到一个草窝里睡了一夜,又跑到一个荒村里落脚,夜间却受到围剿部队的突袭,枪打得乒乓直响,子弹贴着头皮“啾儿啾儿”直叫,跑了一夜才突出包围。天亮时,傅聋子向他俩走过来,给他俩一人塞了一小块大烟土,说,你们走吧,不要跟着我们跑了。说罢,就率领众土匪遁入山林。 
  姨父玩得刺激、玩得痛快,但他为时三天的失踪早已急坏了母亲。在他失踪的第二天,区公所的人就带着保丁来抓人了,说在土匪攻打关帝庙时看到他跟在土匪后面跑,一副不怕死的样子。他刚到家,母亲就赶紧叫他躲到四姑家里去了。后来,母亲看到伍明耻出现在永兴场的大街上,以为没事了,才把他叫回来,却不知道伍明耻的哥哥是帮会里的袍哥,区公所不敢惹他。姨父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闯进来几个拿枪带棒的,把他抓到了刘备庙。 
  刘备庙里是区公所。在一个像是木头笼子的卡房里,姨父被囚了一个星期,多次被拉到大殿里,在“刘备”的目光注视下接受审讯。姨父具有遇险不惊的优秀品质,几乎是饶有兴味地供述了跟着土匪看热闹的经过,包括他有幸吃到的腊肉。是的,那是一种腌得通明透亮的腊肉,却隐瞒了大烟土,那将成为他去延安的一段路程上的路费。最大的难题是审问者向他要枪。这使他也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怎么忘了向傅聋子要枪呢?最好是一支短枪,那么,他就会怀揣着短枪投奔延安了。而眼下,不管区公所怎样逼他、吓唬他,他只能继续供述腊肉的味道。姨父在学校有个外号叫“朱哈儿”,他在大堂上的表现,使区公所认定,他的确是个稀里糊涂、缺了个心眼儿的“朱哈儿”,就向他的母亲勒索了三十块钢洋,把他放了。 
  姨父感到庆幸的是,正是这次与土匪的邂逅和区公所的抓捕,才使母亲横下一条心说,走吧,孩子,家里实在呆不住了,远走高飞吧,娘不留你,娘再给你凑路费。 
  现在,大喇叭的叫喊没有使姨父感到可怕,而姨父的母亲——年过古稀的朱奶奶却受到惊吓,神经失常了。 
  夜深人静时,她时常跑出去寻找儿子,在小巷里喊叫儿子小时候的名字:“增子,增子!……”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1)   
  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4月的一天,广州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长带着两名军人闯进“牛棚”,只对姨父说了一句话:“跟我走!”就把他塞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拉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关押在一个窗户上钉了木板、糊了厚厚一层报纸的小房子里。多年以后,姨父才得知他被逮捕时曾经被他忽略了的一个细节:警司执法处处长是带着一副手铐来抓他的,但把手铐拿出来时,却发现他只有一只手。执法处处长回去对警备处处长说:“妈的,手铐没给他铐上,倒是给他当了一回通信员,还得替他提水桶。” 
  那是一个用来“冲凉”的水桶。广州天气燠热,每个犯人也要有一个水桶“冲凉”。水桶就成了犯人想像自己能够像普通人那样活着的一个精神寄托。当六姨不知道姨父被关在哪里因而无法送来一个水桶的时候,看管人员曾让姨父使用过别人的水桶。他看到水桶上写着“晓菲”两个字,心中便怦然一动,感到是熟人的名字,却想不起晓菲是谁。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跟他关在一个地方的中南局常委、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才认定那是李尔重带来的他妻子宋晓菲的水桶。李尔重的妻子就在这个水桶上无言地伴着李尔重失去自由的岁月。 
  姨父认出,警备司令部关押他的地方原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尹林平的住房。尹林平已经被造反派的“铁扫帚”扫出家门了。看管人员在关押姨父的屋门上钻了几个洞眼,洞眼上方贴着纸条。看管人员可以随时把纸条掀起来向室内窥视,监督他的行动,然后把纸条拉下来封住洞眼,使他无法从洞眼里得到光明。姨父知道这是监狱对重犯人采取的监视方法,而且想像得出,他的问题升级了。这是由他生长其中、他十分热爱的人民军队对他实行的专政。 
  即使面对着“同志们的带枪的专政”,姨父的词典里仍然找不到“恐惧”、“迷茫”这样的字眼和“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这样的成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姨父发表如下之“声明”: 
  我这一辈子呀,蒋介石的米一粒没吃过,日本人的水一口没喝过,旧社会的事情一天没干过,从投奔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我怕么事呀?你去我的老家考古都可以,挖开我祖宗三代的祖坟,用考古的办法去考察吧,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你要找得到哪一块骨头上有政治问题,我给你发奖章。这是第一。第二,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只要毛主席健在,我就一万个放心。不管你们给我扣上多大多重多骇人的帽子,最后也会像“抢救”运动那样,给我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怕个鬼呀! 
  但是,姨父的常规性思维已经不能解释他面临的危难了。专案组对他的审查跟蒋介石的米、日本人的水以及祖宗三代的祖坟都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十二分努力地“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而招致的祸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揭发出来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大搞特务活动”的惊天大案。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成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的“元凶”。姨父朱汉雄同志正是以参与“窃听案”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的。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跟杨尚昆一起,牵连到这个惊天大案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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