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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31部分

小说: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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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
  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
  口试完毕我就到柏溪分校去报到入学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级新生所在地。郭老师那时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级的,所以我就选不到他的课了。只记得他有一次专程来柏溪向我们新生讲演训话,面目还是如许森严,戴的还是那副黑框大眼镜。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来。十分庄严肃穆。至于他那次训了些什么话,我已完全记不得了。
  大二,我们就选入沙坪坝了。「中国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课。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师课堂里的学生了。
  定远军舰四炮齐发
  那时沙坪中大,师生两造的阵容都十分整齐。学生个个都是乡试出身的举人,不用说了。教授阵容也十分坚强。但是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讲起历史来,内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马行空。
  我记得缪凤林老师曾把二十五史「圈点」三遍。胸若渊博,口若悬河。动不动就来一套「汉唐明之往史可证」。他老人家还写了一套长逾千言的白话诗,印发我们诵读。也是开口闭口汉唐明不断的。
  金毓黻老师授我们「宋辽金史」,也是一挥千里的。我记得他老人家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把变法条款,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条评论说:这条很好!那条不好。这时我们在大二,已有几分「胡迷」倾向,对金老师那样传统史学中「赞论式」的史评,已大为存疑。但是在班上师威咫尺,谁也不敢问一声。
  沈刚伯老师那时授我们「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袭、粉笔一枝,其外别无长物,但讲起希腊罗马来,却一泻如注。在沈老师堂上,我们向不记笔记,大家只是跟随他那口湖北调,前仰后合,欢声雷动。
  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我记得他上堂时,总是抱著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严地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阴阳顿挫。他有条有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的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我特别记得他讲甲午战争,黄海之役那一段。老师说:「……刘步蟾忽然下令开炮,定远舰上四炮齐发,把天桥震断,丁汝昌被摔下桥去,受了重伤……」他讲得像背书一样,声调既无节奏,内容似乎也平淡无奇,但这桩故事,我们记笔记的人听来,可说是惊心动魄。尤其是上一课堂才听的「汉唐明」一锅煮;下一堂课,则是「四炮齐发」——二者之间的「史学」距离,未免太大了。
  听中国传统史学听惯了,对汉唐明一锅煮,不觉稀奇;但是在「四炮齐发」之后的结果如何?就有「且听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欲了。
  郭老师讲这节课时,不但念出他讲义上的正文,并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参考书。我们急于要听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阅参考书了。——中文参考书阅览之不足,为著求知欲,也是为著时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书了——老师不是说过,开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书?
  洋书中竟有新天地
  我个人那时便是郭师班中几个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当过淮军,到过台湾,到过高丽。对他们当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详,但永远是一知半解。这一下好了,在郭老师班上愈陷愈深,兴趣愈浓,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顶的图书馆中,想借阅那些洋书了。谁知这些洋书自南京装箱运至重庆后,迄未开箱。当那个图书馆员拿到我的「借书条」,口中喃喃自语说「尚未开箱、尚未开箱」时,图书馆范(?)馆长适自他身边走过。他便把我的借书条顺手递给范馆长。馆长见条,未加考虑便说「开箱、开箱」!——这倒使我这个并不认真的借书者感到过意不去。我并不那么认真要读此书。劳师动众,私衷何敢?
  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出于罗家伦校长的条论。他说在空袭无常的时代,珍贵图书,能不开箱,便不开箱。但若有师生要借阅,则务必开箱。——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罗校长的学术眼光与气魄。为我这位大二的小萝卜头,无意中的要求,大学图书馆竟为我劈锁开箱,把两本大洋书让我借出。——书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纵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错错已成,追悔莫及。
  这是我治中国史征引西书的破题儿第一遭。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师讲义上那许多故事,却都被我找到了。并且还找到一些郭师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别有天地,眼界大开。因而我把我课堂上所记的笔记,也大事补充了一番,并注明出处,真是得意非凡。
  这时我有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刘次辰先生,他刚从国立第八中学升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讲师。该院新成立,图书设备全缺。刘老师苦无教科书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坝,乃专程访我取经。他看到我那本中国近代史笔记,竟如获至宝。他借去之后乃将练习簿拆散,叫他班上学生每人各抄敷页,拼起来,便成为一本厚厚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两学期的笔记,也就变成他现炒现卖的教科书了。
  刘老师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劝我将此册笔记出版,他保证有销路。但是这是郭廷以老师的讲义,我何能据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过刘老师对我的鼓励,倒启发出我另外一种灵感——我自己为何不能另起炉灶,自著其书呢?!既有这样的灵感,我也想找个好题目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勤手动脚找材料」,自著其书了。——这一个构想与筹画,也就是我个人「学做research」的开始,而这个起步,则是自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班上得到启发的。
  从海军史到郡县考
  说做就做。我真的选了个海军史的题目作期终作业,「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写了起来。
  我在试撰中国海军史时,遇到很多困难,我想只有郭老师可以指导解决。不幸在当年大陆上受高等教育的旧传统里,师生的距离太远,学生对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学」而无「问」。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师全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更不敢间他们。——十余年后,我个人教读海外,我看到外国大学里,师生融融乐乐、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们旧传统里「程门立雪」那一套师生关系,太可恨了。——那是学术界被官僚作风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结果。我国民主政治搞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官僚传统,演化为入党做官,变成党僚作风在作祟。
  就以胡适之先生来说吧!适之先生在美国和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真有说有笑,有问难、有辩论,亲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后来在南港,却被他的「秘书」、「副官」、「部下」、「学生」们,「先生」长、「先生」短的捧成个官僚。蒋老总统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称「先生L而不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书、副官称先生而下名——「院长」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书们,捧著个小本子,终日低声下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写「起居注」,把「胡院长」捧成个「蒋总统」。这哪是「胡适」呢?这是对适之老师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达理之人,最能随俗。他对「捧」他的人,有时也破格爱护,屈予优容——这是「人情」,而胡适则是个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环境硬要强迫他「做官」,他也可做总统!
  后来我在大陆上也参加过若干次学术会议。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我们一道挤大巴士、吃大锅饭的平民作风,倒颇像「胡适」,令我这位「归国华侨」,内心肃然起敬。而回到台湾的胡适,反被副官们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
  话说回头,那时我虽然未敢去找郭老师,而郭师对我们倒颇为关心。一次我和数学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见老师手拄巨杖自坡顶施施而下。我们赶紧收起笑声,肃立道旁让路。老师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说:「唐德刚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嗯。」他说得我好脸红,无言苦笑以对。老师走了,我们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这要在美国,我们就和老师一齐嘻嘻哈哈了。郭老师本来就很严肃,再加上个严肃的师生传统,使我们见到他正如小鬼见阎王一般。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我们立刻开溜,溜著好轻松。
  郭老师的一句评,当然对我也是个大鼓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其他名作家是习以为常的。海军史的尝试是我写长篇的处女作。其时我与那《海军整建月刊》的主编通信频频,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写的,使他把我误认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认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阵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极。
  附带说一句。那时中大二、三年级学生为大后方报刊写专栏是成筐成篓的,没啥稀奇。好友庞曾濂(史系三年级)那时竟在重庆《大公报》上写「星期论文」,郑士镕(政治系二年级)我们叫他「郑状元」。他以〈三民主义宪政论〉一文,荣膺当时教育部主办「全国大专学生论文竞赛」的首奖。「状元」是当时陈立夫部长亲「点」的。庞、郑二人那时都享誉全国,文名借甚;所论也都掷地有声。——我那点灰溜溜的假教授论文,在沙坪学友中是上不得枱盘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约保密。
  庞、郑两兄今日皆定居纽约。我们几位白头宫男,偶尔相聚,戏谈沙坪往事,还是欢笑不绝的。
  我那部处女作俊来写得半途而废。主要的原因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洋书。第二则是那位主编希望我「倒写」;我不习惯。那时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战正烈。主编要我以当前大战为借鉴,先自「将来」写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时对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学生和朋友王书君教授,一肩挑起来了。书君近在哥大荣任「访问学者」,他的两本有关二次大战海空战钜著,正畅销两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个改变我写作计画的原因,是research经验多了,在其他课程的期终作业里也可尽量发挥。我选贺昌群老师的「南北朝史」和「秦汉史」,秦汉史的期终作业,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发表了。稿费是够三个臭皮匠,吃一顿「小金刚」(沙坪坝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馆)。
  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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