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架的凤凰-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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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张作霖虽寄予厚望，但还不敢贸然把赌注押在他身上，认为他是草莽气派，赳赳武夫。溥仪一次曾赴曹家花园会见张作霖，只见从大门到房门，手持长枪、大刀的卫兵分立两厢，还是戏台上那种绿林摆设，不脱胡匪作风。溥仪想连袁世凯也未能节制江南，统辖全国，张作霖还不如袁世凯老练有识，能在北方站得住脚也就不错，荡平江南谈何容易？
文绣与溥仪住在醇王府，与在皇宫相比，她与溥仪接触的机会多了，对溥仪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绣在溥仪身边，颇为细致的观察了这过眼的政治风云。照实说，对于溥仪的复辟活动，文绣并不怎样反对。就在这时，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父子，从上海来到溥仪身边，以只有日本可靠进行说教。他暗地里向溥仪献策：“张作霖不足以谋大事。欲复辟帝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起初溥仪还彷徨，对日本有戒心，认为中国人没有不痛恨日本人的，那时溥仪最希望的是得到西方列强的帮助。但自从郑氏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凡事都交给郑孝胥办，还派他去了日本一趟。郑孝胥回来向溥仪报告说，他已在日本为他联络了在朝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都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溥仪意有所动，天真地说：“看来日本对咱大清不坏”。当溥仪将这番话讲给文绣听时，文绣虽然只有16岁，还是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无数中国人，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是有着复辟狂的溥仪，想复辟都想得发疯了，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军阀派来的代表，发布“谕旨”……并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为班底的亲日内阁，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看到这一切，文绣的心就如同针扎刀割一样的难受，整个人都像坠入黑暗的深渊。
流寓津门
文绣反对溥仪依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实现复辟的思想，使溥仪很不高兴。到了天津后，随着与日本人联系的加强，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本来皇后与皇妃互相嫉妒，这在历代后宫中极其普遍。婉容、文绣的明争暗斗，也实属情理中事。但政治的分野，就使溥仪在生活上越来越明显偏袒婉容，使文绣感到很委屈，溥仪与文绣感情的罅隙就更加不可弥合了。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化装成商人，秘密乘火车潜入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婉容、文绣等也到天津会合，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们也纷纷前来见驾。1929年7月9日，溥仪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机”的野心，以图东山再起。在天津，溥仪唯郑孝胥之言是听，频繁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多有会晤。他幻想依仗日本势力，复兴清朝祖业。
文绣一向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其政治观点和溥仪的父亲载沣相近。载沣携全家迁居天津时，谢绝了溥仪为之安排的日租界内的寓所，而住到英租界去了。
溥仪父子一碰政治话题就火花飞溅，恨不得都要烧毁对方，其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面约：父子见面，避谈国事。载沣只求适应形势，安度晚年。这一切都被文绣看在眼里，她赞成载沣的主张，每次载沣前来，文绣请安、行礼之后，总要陪他说一会儿话。载沣对文绣也很客气，吃饭时若见文绣未到，一定打发太监催请。饭后常和文绣一起下下棋，写写字，谈谈诗词曲赋一类。婉容知道载沣看重文绣，当面也就不敢太过跋扈。
文绣常说载沣是个性格宽厚，识大体，明大义的人。只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文绣比较惬意的日子。可她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说服溥仪，因为她对溥仪还有幻想，所以只能痛心地看着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日本人对溥仪的拉拢，也是愈来愈紧了。
文绣面对溥仪的危险错误行为，屡屡劝溥仪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反倒厌恶起文绣来了，常回之以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婉容对文绣的妒忌也变本加厉，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更多的是在背后进谗言。文绣稍有不满，婉容就借机起事，文绣因此常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婉容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要求溥仪派遣太监去奉命斥责文绣，而当文绣蒙受不白之冤，想要找溥仪诉苦，溥仪却会对她拒而不见。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以泪洗面，天津的静园，在文绣的心中，已经不平静了，她开始奋起反抗。
后妃生怨
天津是婉容成长的地方，乃是她熟悉的世界。出宫后的婉容行动自由多了，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如鱼得水。婉容追求时髦，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文绣见了，也想把头发剪成短发，但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了溥仪。溥仪那天高兴，痛快地答应了。文绣剪发后，还特意到溥仪房里让他看看，这证明文绣对溥仪还是非常在乎的。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使贫家出身的文绣心里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暗暗较劲，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一有出宫的机会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与下馆子，便成了溥仪一家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孤零零地丢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及不少游乐场所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文绣愈是深深感到孤独和痛苦。
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每次都与婉容对饮大嚼，而不让文绣上桌，文绣活像个受气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仿佛她是这个家里一个多余的人。连溥仪的妹妹们在静园聚餐，文绣也不得靠前。据七格格韫欢说：她只能偶尔望见文绣“无声的侧影”，“就连搭话的机会也不可得了”。可以想见，婉容越得意，文绣越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遂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而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
那几年，溥仪与租界地的英、法、意、日等国的领事或驻军司令官，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收到各国驻津领事形式不同的邀请。那些鲜红而又烫金的漂亮请柬，无一例外地都写着恭请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出席阅兵典礼、晚宴、婚礼和舞会等，优哉游哉，快乐非凡。文绣则像个局外人，似乎永远没有资格登上大雅之堂。
如果说拘于礼仪和囿于尊卑，文绣才不得升堂入室，那么溥仪向臣下、亲族颁赏，文绣应该有份，但事实并非如此。查阅溥仪在1926年一年内的赏赐纪录，在受赏的人员中，有前清的老臣；有现职的军阀……甚至太监们也一个个都有赏赐，唯独文绣没得过任何一样物件的赏赐。当婉容今天拿了御赐的首饰，明天拿了皇帝赏给的黄丝围巾，后天又取走了溥仪新购进的带宝石的话匣子，春风得意地谢恩而去时，眼睁睁瞅着这一切的文绣，怎能不感到透骨穿心地寒冷？
颁赏没有文绣的份，进贡却是少不了她。据资料记载，1928年旧历九月婉容过生日，接受“千秋贡品”无数，其中也包括文绣进贡的“燕席一桌”，外加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可是，轮到文绣过生日，却是冷冰冰的，甚至连溥仪的一句问候话也没有。
有一天，文绣外出回来，在院子里吐了一口唾沫，凑巧婉容正坐在旁边，便生了疑心。要求皇帝对文绣当面斥责，溥仪偏信一辞，训斥文绣一通。文绣痛不欲生，企图自杀未果。
溥仪如此厚此薄彼，文绣无处申诉，异常苦恼。就把自己的怨恨写在一篇篇短文中，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自比为“悲鸣婉转”、“奄奄待毙”的“哀苑鹿”。溥仪也承认：“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绣所在的地方去。”文绣诉说：“鹿在苑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妃，非遇赦不得而出也。”
溥仪对文绣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固然有政治原因，但也与溥仪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腐朽思想有关。当初他关心文绣的学习和长进，并非希望她出人头地成为学问家，而是一种闲散时的消遣。实际上他需要的是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的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虽然清宫家法极其严酷，但单纯的文绣在内心深处常常祈求一个跟皇妃极不相称的东西——自由。她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过普通人生活。但这种正常合理的要求在帝王之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当溥仪发觉文绣许多逾矩越轨的想法后，即生反感之心。因此在后妃之争中，他明显地偏袒婉容。为了减少虐待，文绣多数是逆来顺受。但这仍不免遭受溥仪的责骂、羞辱：“古来无你这等人！清朝二百多年无你这不知礼之人！”
1929年农历除夕的晚上，文绣起而抗争，在薄情与冷酷之中，她以一个弱女子的哭闹来表达她的呐喊。此时，溥仪与婉容正在寝宫嬉戏，有太监奏报，淑妃用剪刀捅向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如果说以前他待文绣只是感情上的差异，这是他对文绣已是恩断义绝了。溥仪并写诗一首赠给她，实在是挖苦她。他把文绣（诗中作蕊珠）描绘成一个发了疯的女人：
岁维己巳甲子之日，蕊珠女士破晓突起，自撕其唇，且骂己为狼狗，拔其青丝之发，血淋淋然如遗尿。众趋视之，则犯吼若牛声，目眦尽裂，黄牙全张，掷桌上之镜台于女仆之额间，洞见脑髓，众悉奔避而蕊珠女士转寂然也。
耿耿星河欲曙天，蕊珠女士常自怜。
暗掩珠扉泣如雨，孤灯将人意绵绵。
文绣郁郁寡欢，整日以泪洗面，在她自称为“监狱”、自度是“囚居”的九年之中，文绣心灵所受的创伤，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溥仪不但把她单独放在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