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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12部分

小说: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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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将郭中杰升为副总兵,领中军事;派进士石嶐联络延、宁、甘、固人士疆场立功。崇祯帝一一表示同意。给李建泰本人加上兵部尚书的官衔,赐尚方宝剑,便宜从事。《明史?李建泰传》,卷25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李建泰申请之言称“臣家在平阳,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请提兵急行”。与《明史》文字互异。    
    李自成从西安向北京的进军,大体有几个步骤,即先造舆论,发出一纸通牒,派人转送,约明军决战。此牒于正月初十传到京师,明朝兵部以为有诈,杀了执牒者,于防务并未加注意。继之,李自成派出大军起行,由刘宗敏、李过率领的两万为前锋,所过皆胜。李自成得到报告,认为可以长驱直进,便留下很少的文官和武将守西安,亲自率领50万马步兵与诸将渡河,攻占河东、河津、稷山、荥河、临晋、绛州,一路得手。    
    明军无力抵抗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大军。正月二十六日,崇祯帝为李建泰举行遣将礼,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中午,崇祯帝登上正阳门楼,卫士东西排列,自午门至城外,旌旗甲仗甚盛,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皆侍立,鸿胪赞礼,御史纠仪。设御宴,崇祯帝手握金卮三次为建泰酌酒。出手敕称之为“代朕亲征”。建泰辞行,皇帝又目送而往。如此隆重的举动,却不过是虚张声势,李建泰面临的是“兵食并绌”,麾下之师只有500人。刚一出都,就听到他的家乡曲沃已被农民军攻下,万贯家资皆非所有,惊怛而病。每天行30里,士卒道中多逃亡。至保定,遇到农民军先锋部队来逼,真正要打了,又不敢前进了,只得入城屯住。转眼之间,城也不守,建泰自刎未死,当了俘虏,一场滑稽戏就此落下了帷幕。《明史?李建泰传》,卷253。    
    太原之战是李自成东进中重要一役。李自成大军主力渡河既于二月初三下汾州,就把太原作为进攻目标。先是山西巡抚蔡懋德闻义军东指,急出3000兵与百万义师相抗,如卵击石,而太原明军惶惶不可终日,晋王朱求桂手檄懋德还守太原。蔡懋德一撤,李自成便乘虚而进,连下河津、平阳,山西大部易主。懋德于太原誓师,当着官吏军民的面,只知哭,一个人哭引来大众皆哭。二月初五,自成军兵临太原城下,懋德遣部将牛勇、朱孔训、王永魁等出战,一败涂地,再调部将张雄守大南门,雄已出城投降农民军了。七日,农民军登上太原城,懋德欲自杀,先遣人送《遗表》至京师。中军应时盛请下城巷战,懋德见无望取胜,急呼“上马”。义军已满城,经过巷战,明守太原文武官将或战死,或自刎,总计46人;晋王朱求桂也被执。义军遣官赴山西、河南所占州县赴任。“士民苦征输,乘乱逐伪官,焚香迎贼如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13页。


北京决战李闯王率军进京(2)

    周遇吉是明将中对抗农民军最顽强的一员。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向山西时,他作为总兵官,设防河上。七日太原失守,遇吉于代州遏农民军北进,连续交锋,多有斩获,至粮尽援绝,退保宁武关。农民军跟踪追击,“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周遇吉以对明朝的愚忠,四面发炮,进行顽抗,农民军被杀上万人,他自己也陷入绝境,火药将尽,外围转急。无奈于城内设伏,出弱卒引诱义军,又杀数千人。义军以炮还炮,城圮复完。李自成采用更番进攻策略,“前队死,后复继”,明军力尽,义军入城,周遇吉又经过巷战,马蹶,徒步跳荡,身被矢如猬,终于为义军所执,将其处死。《明史?周遇吉传》,卷268。宁武关之战,歼灭周遇吉部,显示了农民军无论在兵员数量上,或战斗力上,都拥有强大的优势。此胜虽经过苦战,但对其他明军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暗中派人向李自成联络投降。    
    三月初二,大顺军进至大同城下,城中代王朱传和巡抚卫景瑗图谋抵抗。姜瓖对众人扬言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是同乡,打算投降。代王因此怀疑卫景瑗,加上这位巡抚大人有足疾,行动不便,守城之任委姜瓖主之。姜瓖乘机打开城门,大顺军一拥而入,杀死了代王。李天根:《爝火录》上册,13页。大顺军向阳和进发,明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出城十里迎降,城里人备牛酒欢迎大顺军,遂长驱至宣府城下。明宣府巡抚朱之冯登上城楼,召集将吏筹划抵抗,竟无人理睬。可笑的是,朱之冯还想悬赏守城,令士兵发红夷大炮轰击大顺军,周围的士兵一齐跪下叩头道:“愿中丞听军民纳款,全一城性命。”朱之冯无可奈何,自杀了事,镇守太监杜勋和总兵王承胤早已争先投降了大顺军。《小腆纪年附考》上册,86页。    
    大顺军破关斩将,有战斗力也有威慑力,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守关总兵唐通、镇守太监杜之秩举关投降。大顺军进入京畿地区,次日占领昌平,十七日前进至北京平则门下。与李自成主力军相配合的刘芳亮部,自山西潞安东进,攻下彰德、真定、大名、广平等府,沿途明军望风而逃。


北京决战崇祯帝吊死煤山(1)

    历史上,事与愿违的例证很多,然而崇祯帝很可能是这类例证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即不但他自己一再宣称“朕非亡国之君”,很多同时代和后代的人也持此论,其结果却毫不含糊地用事实下了结论:崇祯帝是亡国之君。1644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凌晨,大顺军杀进北京城,崇祯帝走投无路,从紫禁城的北门出去,登上煤山的寿皇亭,在一棵树上吊死,结束了他17年的统治,277年的大明政权也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国家的灭亡和一个君主之死就这样结合起来了。    
    崇祯帝自视极高,他为帝17年,也确曾无时无刻不为挽救明王朝而竭尽其气力,光内阁大学士就任用了50人之多。然而,明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明王朝的两个对手农民军和清王朝都要置崇祯帝于死地。崇祯帝不甘心当亡国之君,气急败坏地抱怨大臣无能,“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流寇志》,卷9,150页。直到自杀时仍认力“皆诸臣之误朕也”,把亡国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由于他以身殉国,连其对手李自成和清王朝都给予很大的怜悯,遂使以后的学者不再指斥他的亡国之责。《明史》一句“庄烈非亡国之君”似成定论。    
    明朝为什么没有亡于好货的神宗和荒嬉的熹宗,而亡于“殚心求治”的崇祯帝,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除了代表一个人外,更代表一种制度。除了皇帝本人外,有许多其他人可以借用皇帝制度发挥个人作用。如张居正和魏忠贤,一个利用皇帝行善,另一个利用皇帝作恶。崇祯帝是个自行其是的皇帝,他刚愎自用而又狐疑不决,独断专行又喜阿谀奉承,结果忠正者因耿直而被黜,小人则逢迎而得势。在大崩溃的甲申年,他的周围已不存在能使他信服又有能力解决危机的人。明朝并非没有这样的人,袁崇焕、卢象升、孙承宗、徐光启都称得上不世之才,最终或死于非命,或无用武之地。孙传庭、洪承畴也是罕见的军事家,而在崇祯帝的逼迫下,一丧命于李自成军,一降于清王朝。崇祯帝的阁臣们就剩下唯唯诺诺的陈演、魏藻德之辈,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其实历史进入到甲申年初,对崇祯帝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的。虽然明王朝被农民军和清王朝打得丢盔卸甲,体无完肤,但仍然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并没有被战争波及,明王朝可以调动的人力财力比其两个对手的总和还要多。在政治上,明朝统治阶级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仍然效忠明政府。崇祯帝因战争的失败频频惩治大臣,文武百官们因政见不同争吵不休,但仍然同心协力维护封建统治,除了一些将领在战场上兵败投降外,明政府内部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从军事上看,比农民军战斗力更强的八旗兵奋战几十年,始终未能逾山海关一步,连宁远城也没有打下来。这除了吴三桂指挥的“关宁铁骑”战斗力较强外,更在于明朝这棵大树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掉。所以松锦战后,皇太极虽然得出“燕京可得”的论断,并没有打进山海关,而是继续派兵“四面纵略”,说明他认为灭亡明王朝的时机没有成熟。从经济上说,崇祯末年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困难,特别是军饷问题,而主要原因是江南财赋受战争影响运不进来。崇祯帝如果放弃北京,完全可以摆脱兵饷的困难而重建雄风,历史上唐玄宗入蜀,宋高宗南渡都使国祚得以延续,况且他的老祖宗在南京保留一整套政府机构。然而自负的崇祯帝是很瞧不起维持半壁河山的宋高宗等人,使其对南迁的问题,陷入矛盾状态。由于他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丧失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才演出了煤山自缢的悲剧。    
    这里不妨再回忆一番他与李明睿探讨南迁时的窘态。先是二人已经有了共识,正月初三的中午,崇祯帝又把李明睿召至御前,似乎很想继续研究南迁之事,然李明睿以为此事已定,没有提及,只笼统地谈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虚荣的崇祯帝又不肯先提出此事,只好作罢。    
    当夜,崇祯帝第三次召见李明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发问:如果南迁,“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李明睿说:“济宁、淮安,俱要地,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预为之防。”崇祯帝为难地问:“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回答:“近京八府尚可募(兵),皇上此行,京师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在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试其能才,推毂而遣之。”李明睿还劝崇祯帝拿出皇家内帑作为兵饷,“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军。若中途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若先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而崇祯帝不肯花费皇家金钱,仍想依靠户部筹措南迁费用,李明睿只好向他挑明:“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崇祯帝表示完全同意,君臣二人谈到漏下二鼓始散。《流寇志》,卷9,136~137页。    
    就甲申年初的形势而言,李明睿的南迁之议不失为解救危局的良策。清王朝因皇太极之死明显缓和了对山海关明军的压力,而且明军在关外还保有宁远等城。李自成刚刚进入西安建国,还没有发兵展开攻势。崇祯帝有充分的时间,从容地退入南京,划江而守,把北京城留给大顺或清朝去争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自成一打下北京,就意识到他面临着和清朝对阵的局面。通过一日三次召见李明睿的非常之举,证明崇祯决心南迁了,而口头上说什么“诸臣不从”,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他只不过是在等待文武百官们举朝一致要求南迁,好把放弃首都的责任留给臣下。然而他失望了,熊廷弼、袁崇焕、陈新甲等人因失地被诛杀的血的教训使百官们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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