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与千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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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个女人真的是军火大王的遗孀，要么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如果她是真的——我必须承认她的外表很有男爵夫人的气派——那么我们的委托人又是谁呢？她怎么会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又为什么缘故遭到绑架呢？
我向弗洛伊德偷觑了一眼，他也在思索这一问题。
我们坐马车回家的时候，福尔摩斯仍旧绝口不提这件事，兴致勃勃地谈着刚才的演出。
我们回到伯格街19号的书房，弗洛伊德向妻子道了晚安，在椅子上坐好，准备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福尔摩斯含含糊糊地说他要回房间待一会儿。他走后，弗洛伊德皱起眉头，噘着嘴，不悦地望了望我。“我也想去一下，或者咱们最好一起去。”
我迷惑不解地跟他匆匆走出书房，疾步上楼。他没敲门，一下把福尔摩斯的房门推开。我们一眼看到他正坐在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支注射器和一个小瓶，小瓶中是可卡因。他没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我却惊得目瞪口呆。
“我只是有点想它，”他缓慢地、有点悲伤地说。
他用双手托着下巴，重新向镜台上的小瓶望去。可卡因和注射器放在那儿，活像祭坛上的供品。
他一把抓起小瓶和注射器，毫不在意地递给弗洛伊德（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和怎样把它们搞来的），然后拿起他的黑色石南根烟斗，跟着我们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
我们回到书房，弗洛伊德绝口不提刚才的事，开始讲起我们在毛姆堡俱乐部和小男爵的那段奇遇。福尔摩斯静静地听着，只是问：“不打反手球？真有意思。他发球怎么样？”
我打断福尔摩斯一连串莫明其妙的询问，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
“只有最显而易见的一些看法，”他回答说，“而且仅仅是假设，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需要证据。”
“怎样才能证实呢？”弗洛伊德问。
“恐怕要到法院才行。我们可以随意作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如果无法证明它们是事实，那么我们只好睡大觉。”
他格格笑起来，“他们很精明，非常精明。而且在他们偶尔失误的地方，老天爷又帮了他们的忙，给了我们这么个证人，她的证词不仅极其有限，而且到法庭上还会遭到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完全无效的。”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思，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斗。
“我对欧洲政治的了解恐怕还不够深刻，”他终于叹口气说。“弗洛伊德大夫，你能帮帮我吗？”
“怎么个帮法？”
“哦，只需告诉我一些一般性的情况。奥托·冯，俾斯麦公爵还活着，不是吗？”
“我想他还活着。”
“但不再是德国首相了吧？”
弗洛伊德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当然，他不作首相已经将近一年了。”
“哦。”他又一次陷入沉思，弗洛伊德和我困惑地彼此望望。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俾斯麦和这件事有什么———”
“你怎么竟看不出来？”福尔摩斯猛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不，不会的。”然后回到椅子上坐好，“一场欧洲大战正在酝酿之中，这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惊愕地望着他。
“一场欧洲大战？”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点点，转身寻找火柴。
“而且规模巨大，如果我没把那些迹象理解错。”
“可是你怎么能从今天所看见的推测到这一点呢？”
“根据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和她继子的关系。”
“可是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的声调也和弗洛伊德的差不多。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他把杯子放下，那双灰色的眼睛热切地望着我们。
“弗洛伊德先生，维也纳有没有遗嘱登记处？”
“遗嘱登记处？怎么，当然有。”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上午抽一些时间去那儿，查一查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产业现在由谁掌管。”
“我十点钟还要去看一位病人，”医生不由抗议道。但福尔摩斯冷冷一笑，举起一只手。
“难道你不相信吗？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
“好吧。我照你的吩咐去作。那么你去作什么呢？”
“在华生大夫的帮助之下，我要去寻找敌人铠甲上的一道裂痕，”福尔摩斯说着，把烟斗中的烟灰磕掉。“据你看，我们的委托人明天能出门吗？”
“出门？走多远？”
“哦，只在城里。我想让她去见一个人。”
弗洛伊德考虑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以，”他犹豫地说。“她看上去身体很健康，只是精神状态不好，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虚弱。”
“好极了！”福尔摩斯站起身，打个呵欠，一面用手背轻轻拍着背。“我们今天的时间够长了，恐怕以后还要干得更长，所以我想，该去休息了。”
说着，他鞠个躬，离开了房间。
“从这一切他究竟看出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我一无所知。”弗洛伊德叹息道。“无论如何，该睡觉了。”
我也感到筋疲力尽，但是当我的身体纹丝不动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头脑仍在久久地飞速旋转着，试图解开这个谜。一场欧洲大战！千百万人的生命！我曾多少次为我朋友那种奇异的才能而惊愕，但从未见他以如此之少的根据作出如此之多的推论。而且，天哪，假如这一切最后竟被证实，又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人在出门之前一道匆匆吃了早餐。福尔摩斯胃口大开，这表明他的健康已经恢复。弗洛伊德严肃地吃着，但他沉默寡言和忧虑不安。他和我一样度过了一个不宁静的夜晚。
我们走到门口正准备分手，邮差送来一份电报，是给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他撕开封套急切地读着，随后什么也没说，就把电报塞进口袋，向邮差摆摆手，示意不拍回电。
“我们的不变，”他说着向弗洛伊德微微鞠个躬，对我们俩好奇的目光不予理睬。医生满脸不悦地走了，福尔摩斯向我转过身，“现在，华生，我们也走吧。”
我们坐上出租马车径直向医院驶去，在那里他们见了弗洛伊德的亲笔字条，便把病人交到我们手上。她的体力明显恢复了，顺从地跟着我们出来，迈进停在大门外的马车。福尔摩斯事先已将我们的目的地写在衬衫袖口上，我们开始穿过城市去完成一项神秘的使命。关于这项使命，当我询问时他只说：“时机快到了，华生，别着急。”
“你估计弗洛伊德医生会在登记处发现什么？”我问。
“他会发现我已经了解的东西。”
他转过脸向委托人温和地笑笑，但她直瞪瞪地望着前面。
马车越过多瑙运河，进入一片居民区。我们在瓦伦斯泰因大街停了一下，然后驶进一条宽宽的车道，这条车道通向一幢有点阴森的房子，房前有一个精心修整的花园。一辆马车停在门前的停车处，就在我们搀扶着委托人下车时，房子的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等身材、腰板笔直的男人。虽然他身穿普通大衣和便服，但姿态却使人感到他不仅是个军人，而且受过最严格的普鲁士军队的训练。
他向我们，或者不如说向我搀扶的女子鞠了个躬，文雅地脱帽致意，然后钻进马车，马车随即启动了。
福尔摩斯凝望着远去的马车，皱着眉头。
“你见没见过那个人，华生？”
“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的。福尔摩斯，这是谁的房子？”
他微笑着按按门铃。
“这是冯·菜恩斯多夫男爵在维也纳的府邪，”他答道。
“福尔摩斯，这太荒唐了！”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怎么呢？”他轻轻挣脱胳膊，“男爵这会儿不在。”
“可万一他回来呢！你不知道那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我暗暗指了指那个沉默不语的同伴。“你应该事先和医生——”
“亲爱的华生，”他心平气和地打断我的话，“你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时间就是一切，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逼迫对手摊牌。无论如何，她看到这房子时并没有任何反应。谁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呢？如果她能有所反应，说不定正好就此痊愈呢。”
他的话音刚落，宽大的房门打开了。一个表情冷漠的穿号衣的管家问我们有何贵干。福尔摩斯把名片递过去。这人毫无表情地接过名片，把我们三个引进一问拱顶的前厅，然后退了下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旁边那间宽敞的长方形门厅，既华丽又阴森，象房子的外表一样。地板是橡木的，墙上挂着壁毯，装饰着中世纪的兵器，还有镶着镀金画框的油画。
“你见过比这更可怕的地方吗？”福尔摩斯在我身边悄悄说道，“瞧瞧天花板吧！”
“福尔摩斯，我真要对你的作法提出抗议了。至少应该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敌人是谁？”
“恐怕我也一无所知，”他无精打采地答道，一面仍旧用不赞成的目光望着头顶上那些洛可可式木雕。
“那么，你究竟根据什么说一场——”
“好吧，”他有点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们面临着一笔产业的争夺，这笔产业是一大批军火工厂。如果我们推测——”他见那个仆人走进门，就闭住了嘴。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随我来，”那人作个手势说，“我带你们去见男爵夫人。”
这幢大房子简直象座迷宫，假如没有向导，简直就找不到那个女人的客厅。
这个房间比我们一路走来时瞥见的其他房间较为多了点现代的色调，所有家具都罩着华丽的粉红色罩布，下面拖着长长的穗子。
在一片粉红色正中的一张沙发上坐着我们昨晚看见的那个美人，她一见我们进去，便站立起来，操着一口美国口音的英语说：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有幸——”她突然停住，惊喜地发出一声叫喊，一只手不觉按在胸口上，眼睛在惊愕中瞪得大大的。
“天哪！”她高喊道。“是诺拉吗？”
她冲上前去，把福尔摩斯和我撇在一边，拉起我们委托人的手，轻轻把她领到光亮处，热切地端详着她的脸。而我们的委托人，仍象以往那样顺从、冷漠、无动于衷，任凭男爵夫人的摆布。
“怎么回事？”这位太太嚷起来，“她完全变了。”
“你认识她？”福尔摩斯温和地问道，紧紧盯着男爵夫人，这时男爵夫人把头转向被称作诺拉的女人。
“怎么，我当然认识她。这是我的贴身女仆，诺拉·西蒙斯。她几个星期前失踪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天哪，诺拉，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来维也纳的？”
她的脸上布满疑惑的神情，然后又关切地审视着那个苍白倦怠的面孔。
“恐怕你会发现她无法回答你了，”福尔摩斯郑重其事地说，一面轻轻把两个女人分开，搀着诺拉·西蒙斯（假如这确是她的名字）坐下。然后他向男爵夫人扼要叙述了我们碰到她女仆的经
